彰化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陳昱瑄與通緝犯李易儒，涉嫌利用疫情期間全球疫苗短缺之際，佯稱有管道可協助慈濟基金會採購500萬劑BNT疫苗，進而詐取高達3000萬美元（折合新台幣約 10.6 億元）的委任報酬，並將贓款透過人頭公司洗錢、大量購買 158.8 公斤黃金（市價約 6.8 億元）及豪車藏匿於豪宅，日前遭台中地檢署依詐欺、洗錢等罪嫌起訴。案件曝光後引發社會震驚，慈濟基金會也發聲明回應，學者沈榮欽表示，除了聚焦在慈濟聲明的諸多疑點，本案固然透露出慈濟的治理結構與管理可能都出了問題，但也顯示台灣法律對宗教團體的外部治理不足，讓多少艱苦人的血汗錢遭到誤用。
沈榮欽指出，台灣是全球寺廟最密集的國家，但是相關法律規定卻十分落後。目前管理寺廟財務監督最重要依據是《監督寺廟條例》，而這個條例是 1929 年制定的，1929 年時歐美發生大蕭條，至今已經將近一百年，可以想見它距離台灣社會有多遠。包括慈濟在內，很多宗教組織成立財團法人，問題是《財團法人法》第 75 條對宗教財團法人設有排除規定，其設立、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原則上由宗教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因此《財團法人法》也無法有效管理宗教財團法人。
沈榮欽表示，針對社會關心的錢財部分，《公益勸募條例》原則上規範公益募款，但宗教團體、寺廟或教堂若是為了募集「宗教活動經費」而接受捐贈，法律上有排除適用的規定。也就是宗教團體雖然受到法律規範，但是又不完全，這讓很多宗教團體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要知道，台灣的連財團法人的管理都有不少問題了，更不用說宗教財團法人。
沈榮欽透露，台灣立院不是沒有嘗試過，2018 年由跨黨派立委聯名提出的《宗教基本法》草案，最後因為宗教團體的遊說力量太大，反而給予宗教團體更多的特權，而胎死腹中。該草案中不僅強調政府不得介入教務，甚至限制法院不得調解與干涉宗教團體的內部爭利、人事任免與財產處分；同時還放寬了宗教用地的限制，規定宗教團體若長年佔用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在山林農地興建宗教建築，政府必須協助其變更用地，使其「就地合法」；同時還規定宗教團體享有「財務自主權」，政府不得強制要求其遵守民主與財務公開原則。
沈榮欽直言，這導致宗教團體不需要向大眾與主管機關透明化申報資金流向，直接排除在《洗錢防制法》的常態規範之外。很明顯，宗教團體對於立委的影響力太大，讓所謂的《宗教基本法》只會成為特權法案，製造更多的問題，最後沒能通過反而是好事。
最後，沈榮欽強調，慈濟被詐案該討論的不僅是慈濟的治理與管理，更重要的是台灣立院的立委不要整天無所事事，連預算案都能破紀錄的拖三百多天，立委趕緊認真修法或立法，不受利益團體的操縱，斬斷問題的根源，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