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吳培正、畢翔
攝影：劉祐龍
桃園中壢的民進黨市議員魏筠童年，父親魏廷朝是獄中「有鬍子的叔叔」。身為政治犯與「人格者」第二代，她在親戚過年打四色牌到天亮的熱鬧中長大，也在賣給父親獄友黃華五塊錢牛奶糖的察言觀色中學會機靈。自小一直刻意隱藏政治犯家屬身分，到無奈面對母親代夫出征時「衣服堆滿客廳」的青春期革命，魏筠道出光環背後最真實、最有血有肉的家庭告白。
Q：從政至今，姓氏及政治犯家屬這個身份對您來說是助力還是包袱？
我從小被保護得很好。我爸坐牢，家裡只有媽媽在照顧我。我父母的家族都是傳統大家庭，爸爸有十個兄弟姊妹，媽媽有七個。我外婆家是中壢第一市場（大時鐘）旁以前的蓬萊冰果店，所以從小生長在一個非常熱鬧的環境。
美麗島事件大審時，黨外是一個群體，整個雜誌社、被抓的政治犯家人、辯護律師和黨外人士都在一起；再加上我舅公是許信良及中壢事件的關係，我身邊一直圍繞著很多人。我爸被抓不久後我出生了，一位叫「阿褟 米」（日文）的黃俊民叔叔，還會特地拿奶粉給我媽媽接濟我們。所以我童年並不是在一個缺愛或孤獨的環境下長，相反，我媽媽是家政老師，每年我過生日，她總會很認真地烤蛋糕，找親戚朋友大家一起慶祝，就怕我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同。
對我來說，最大的差別只是我的家庭裡沒有一個被稱作「爸爸」的人。每逢過年除夕夜，叔叔全家及表哥們會跟我們一起吃年夜飯，他們會在我們家打四色牌到深夜。過年期間不斷有長輩來關心，家裡一直很有「人氣」。所以我一直覺得，爸爸就是一個「有鬍子的叔叔」，其中一個長輩的感覺。
因為周遭長輩眾多，我從小就蠻會討長輩歡心。我會想辦法讓他們注意到我，有時會有那種比較「鬼靈精怪」的表現。譬如去探監的時候，我會給爸爸的獄友黃華（為推動台獨四度入獄的政治犯）吃森永牛奶糖，並且跟他說：「這一包糖五塊錢唷（市售一包八塊錢有八顆，但我給他的那包只有三顆），你要給我五塊！」我發現大人好像比較喜歡小孩調皮的表現，但我又會適可而止，在一個安全的界線裡表現自己，這是我從小在這種人際關係複雜的地方生存的方式。
不過到了我爸爸出獄回來、我媽媽從政後，我們家反而遇到很多變化。爸爸曾在民進黨桃園縣黨部工作，面臨政治上的紛爭與競爭，後來參選立委失利，他是很不適應和落寞的。而我進到小學、國中後，因為大家會說我家是「政治犯家庭」，解釋起來很麻煩，為了和同學交朋友，會刻意掩蓋這個「特殊身份」。
從政至今，「魏」這個姓氏和政治犯家屬的身份幫了我很多，因為從事選舉工作要靠宗親及認同民主運動的選民。
Q：父親被尊稱為「人格者」，母親張慶惠也曾代夫出征參選國代，這樣的家教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爸爸被稱為是「人格者」，其實對小孩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第一，你考試絕對不能作弊；第二，明天要考試，你不能自己在家偷偷讀了很多書，到了學校卻騙同學說「我沒看書」。在外面交朋友，必須要非常誠實，因為任何事情都會被放大檢視。
我國小五、六年級時很叛逆，不喜歡媽媽去選舉。從小我媽媽照顧我們很多，家事做得非常完美，早餐可以做一整桌。但她選國代以後實在太忙，忙到連衣服都沒辦法洗。我印象很深，衣服從陽臺曬乾拿進家裡後，就全堆在客廳，越堆越多完全沒時間摺。
媽媽在忙選舉時，我們還要暫時住外婆家，也就是中平路的蓬萊冰果店。我本來在自己家有自己的房間和床，到了外婆家後，我和我哥哥必須跟外婆擠在一起睡，生活空間變得很小。那時正好快要進入青春期，一方面覺得父母忙到沒辦法理我們，親情有點被剝奪；另一方面，在學校還要接受同學指指點點說：「妳家出來選舉，妳家一定很有錢！」但事實是完全相反，卻又百口莫辯，一言一行被放大檢視，相較原本平凡的生活，真的很難適應。
國小畢業典禮時，我甚至跟我媽說：「媽，我畢業的時候，妳可以不要來嗎？」我就是不想再次引起注意。但後來我媽說她聽了以後非常受傷，反問我：「難道我做民代讓妳很丟臉嗎？我從政清清白白！也幫助很多人，妳怎麼可以這樣想？」家裡還因此引發了一場家庭革命。
所以，這樣的生長過程影響我最重要的，就是要很謙虛、很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