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週一（8月17日）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已故前總書記江澤民誕辰100週年。中共官方高調紀念的節奏，已在這個星期二晚上正式啟動。
中國央視綜合頻道（CCTV-1）今晚8時起，開始連續六天每晚播出兩集共12集文獻紀錄片《江澤民》。這套片子將一路播到16日，剛好卡在紀念大會前一天收尾。
12集紀錄片的播出時程安排得相當精準：先用影像重新鋪陳江澤民從上海到北京、從「三个代表」到「與時俱進」的敘事，再在17日大會上由現任最高領導人完成政治定調。
紀念大會的相關規格被定調為「頂級」——由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五套班子共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預計發表講話，首都各界約數千人出席。
對台灣而言，江澤民百年誕辰的觀察價值，還有另一層，江澤民時代正是兩岸關係劇烈變化的年代。
中共建政以來，領導人百年誕辰多數只開座談會。真正享受過「紀念大會」頂級待遇的，過去只有六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江澤民將成為第七人。
江澤民1926年8月17日生，江蘇揚州人，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領導中國。1943年自家鄉考入國立（南京）中央大學電機系，後轉學至國立交通大學同系，1947年畢業。在大學期間，其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參與地下工作和學生運動。
他的執政時期經歷了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的改革深化、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重大歷史節點。
江澤民於2022年11月逝世時，治喪規格已比照鄧小平；習近平在追悼大會上用「不朽功勳」定性，今年7月中共成立105週年大會上，又首次把江澤民與老一輩革命家並列「深切懷念」。從蓋棺定論到百年誕辰的規格確認，官方顯然有意把江澤民進一步納入「正統傳承」敘事。
相較於前總理李克強逝世時引發的民間悼念，江澤民逝世後的社會反應相對平淡，相關侮辱、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容同樣受到嚴格審查。不過，隨著颱風「白海屯」侵襲中國多地，部分災區民眾在網路留言區貼出江澤民當年視察長江洪災的照片，借歷史影像回應眼前災情，也讓江澤民的抗洪形象意外再次進入公共討論。
除了大會，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江澤民的家鄉部分單位等還將聯合舉辦「江澤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相關紀念郵票也在預期發行名單中。這些配套動作，幾乎是複製鄧小平百年誕辰時的標準作業程序。
從中共官方歷史敘事來看，江澤民具有特殊地位。2021年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不同時期的領導核心及其歷史作用放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奮鬥的脈絡中加以論述，並將江澤民時期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納入中國共產黨理論發展的歷史敘事。
這意味著，江澤民並不是單純的「前任領導人」。他所代表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治、經濟與國際戰略逐步走向全球化的一個階段。
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外資大量進入，中國製造業快速擴張，中國與西方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急遽提高。對今天的中國而言，那個時代既有值得回看的經濟成長經驗，也有與當前環境截然不同的國際條件。
在中共執政歷史上，任何領導人的紀念大會過後，都是對其進行所謂「蓋棺定論」的定調，之後將會發動廣大黨政幹部和一些「群眾」去學習這類講話，並做出一些「政治表態」。
江澤民在中共黨內具有完整的政治網絡與歷史人脈。包括胡錦濤時代的政治人物，以及仍具有象徵意義的中共元老，其出席情況都可能受到關注。如果由最高領導人親自發表重要講話，象徵的是親自完成對江澤民歷史定位的「定調」；如果由其他高層代表出席或致詞，則更可能呈現一種制度化、集體化的歷史紀念。
其次，中共方面官方究竟會如何重新描述「江澤民時代」。是突出「三個代表」？是強調改革開放？是強調國家統一與香港、澳門回歸？還是把江澤民放進中國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再走向「強起來」的完整歷史敘事？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焦點，是江澤民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理論遺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在江澤民時代成為中共重要指導思想，後來正式寫入黨章。
江澤民時代最鮮明的政治背景之一，是中國經濟快速市場化、民營企業崛起以及中國與全球經濟體系深度接軌。相較之下，今天北京更強調國家安全、科技自主、產業鏈安全以及黨對各領域的全面領導。
因此，這次紀念活動如果重新強調「三個代表」，其意義未必是政策路線回頭。
1993年第一次辜汪會談之後，兩岸一度出現交流與協商的突破；到了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提出「江八點」，其中一方面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及和平統一目標，另一方面又提出兩岸可以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強調兩岸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及人員往來，北京仍試圖把兩岸關係拉回政治談判軌道。
然而，李登輝訪美並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後，兩岸政治互信迅速崩解，北京隨後從1995年夏天起展開一連串軍事演習，最終在1996年總統大選前後形成震撼台灣的台海飛彈危機。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江澤民仍是北京處理台灣問題的重要決策者。
在江澤民時期，北京可以同時談和平統一、經貿交流與兩岸協商，也可以在認定台灣政治發展觸碰其紅線時，迅速轉向軍事威懾。
同樣，江澤民時代的對台工作，已經非常明顯地把「爭取台灣民眾」納入政策核心。當時北京一方面與台灣執政當局進行政治攻防，另一方面也逐漸將工作對象擴大到台灣社會、工商界及各類民間人士。
這種「政權與人民分開處理」的思路，後來成為北京對台工作的重要特色，以至於到現在還在使用。
如果官方敘事只強調江澤民對中國崛起、改革開放及國家統一的貢獻，卻淡化1990年代兩岸關係中的重大挫折，那麼這場紀念比較像是在重新整理歷史功績。
但如果北京在相關論述中也提及江澤民時代對台工作的經驗與教訓，那麼它就可能具有更強的現實政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