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底日本正式成立國家情報局，其位階類似國家安保局，是直接向首相報告的單位。日後日本安保體制在中央除了國家安保局長外，還有國家情報局長。

而日本版的聯參本部建構也在積極進行。去年（2025）三月，日本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開始有了可實質指揮三軍的參謀本部，且讓既有的統合幕僚監不用再一人分飾兩角，可讓統合幕僚監專心在首相與防衛大臣旁邊擔任最高軍事幕僚，把第一線指揮軍隊交給統合作戰司令處理。

此外，美國也對駐日美軍司令部進行改革，使其具有實際對駐日美軍的指揮權，讓駐日美軍司令部不再只是對駐日美軍的行政管理，與作為日本自衛隊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協調窗口而已。日本的統合作戰司令之現地戰術層次對口就是駐日美軍司令，但這位統合作戰司令官也會在戰略層次與美軍太平洋司令對口。

建立實質的參謀本部以及駐日美軍司令部改革

日本統合作戰司令部（JJOC）一開始編制是240人，今年擴編到280人，今年的變革還包括海上自衛隊重組（2026年3月）以及設立新的特殊作戰團。

為配合統合作戰司令部的一元化戰時指揮，海上自衛隊將原本分散的護衛艦隊與掃雷隊群合併改組為「水上艦隊」，下轄三支以出雲級、日向級直升機航空母艦為旗艦的「水上戰群」，直接由統合作戰司令部統一指揮。

陸上自衛隊整編了「特殊作戰群」與「中央快速連隊」，合併成立約1200人的「特殊作戰團」（總部設於習志野駐屯地），將撤離海外日僑、防範敵方游擊隊游擊滲透等非常事態指揮權，也都移交給了統合作戰司令部。

此外，統合作戰司令部也正在建構太空、網路、電磁波與傳統陸海空融合的「跨領域作戰能力」，還與駐日美軍建立更緊密的指管協同的連接。包括與駐日美軍司令部建立雙邊作戰協調中心（BOCC）的標準作業程序設定，也在近期舉行的兩年一度大規模「自衛隊綜合演習」（動員高達五萬八千人）及跨國災害防救演習中，成功與美軍現地實現「一對一、零時差」的聯合火力協調與後勤補給調度能力。

與此同時，駐日美軍司令部也朝向更具實質軍事指揮司令部的改革中。一改原先駐日美軍司令由美國空軍第五航空軍司令兼任的狀況，另立新的司令官，使駐日美軍司令部成為具實質意義的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部並擴編超過215名參謀。也在西南諸島方面，於宮古島開設日美共同協調所（就位於宮古島駐屯地內）。而從「堅毅之龍」以及「勇敢之盾」的美日聯合演習來看，在美日作戰態勢上依舊維持過去美日同盟的「美矛日盾」之角色分工。

跟這個發展有關的，是駐紮在沖繩美國海軍陸戰隊策略與角色的變化。過去美日在2012年曾經達到協議，即「防衛政策檢討構想（DPRI）」。要讓一萬九千名駐在沖繩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移出九千名以減少給沖繩的負擔，在那其中，會有四千名移到關島。但現在這個計畫有了改變，舉例來說，陸戰隊第四步兵團（滿編近四千人）全數留下，第十二陸戰炮兵團組改為第十二陸戰濱海作戰團（滿編近兩千人）。配備NMESIS（海軍陸戰隊遠征艦艇攔截系統），以及MADIS（陸戰隊整合防空系統）。且其組成是以數十個濱海戰術小隊，每個小隊約為25-50人，相當於一個加強排的低雷達與電子信號足跡單位。在戰時作為直接在前線的遠征前進基地（EAB）的作戰小隊，會被快速派遣到前線。但往往多會以作為預置的前沿部隊（stand in force），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任務。在此發展下，陸戰隊已不再是進行大規模登陸的搶灘部隊。

此外，日本對外武器輸出的規則也出現重要微調。日本對外武器輸出從佐藤榮作首相時代有所謂「不向共產國家輸出、不向被聯合國制裁國家輸出、也不輸出武器到戰爭地區」的三原則，到了三木武夫時代則索性將對外輸出武器全面禁絕。直到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時，提出「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將日本防衛裝備品（武器）的出口範疇嚴格限制在非殺傷性、非攻擊性的救難、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五範疇。在今年四月21日的內閣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上，高市首相將其修改為可允許殺傷項目的武器出口，並提到當涉及日本安保事態等「特殊事由」時，可破例允許向處於衝突中的國家出口武器。這個變化可說是最大的。

這代表日本不僅可以對外輸出武器（包括對烏克蘭），也包括美國授權在日本生產的美式武器，例如愛國者防空飛彈，以及未來日本如對美國的AMRAAM（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授權製造進展順利到可以完整製造飛彈後，在美國允許下，這些也都可以對外輸出。最近的例子是日本已經要對澳洲賣「最上級驅逐艦」，以及與英國和義大利聯合開發下一代先進戰機計畫（GCAP）。

新成立的日本國家情報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NIB）繼承並升格了原「內閣情報調查室」的組織架構與人員。目前該局的內部編制採取「1局、1部（室）、7部、12中心」的現代化架構，整體職員編制約為730人。

編制包括局長、次長、八名直屬局長與次長的高階情報分析官。其下還有總務部、分析部（將各部會上繳的情資進行交叉比對、綜合研判，負責編寫呈遞給首相與內閣的核心情報簡報）、研究部（專責中長期地緣政治戰略研究，以及協助制定日本首份「國家情報戰略）、國內部、國際第一部（傳統國際地緣政治情報）、國際第二部（防範外國間諜活動、海外敵對勢力滲透，並統籌反制跨國認知作戰與社群媒體假訊息）、經濟部（專責經濟安全保障、國家關鍵技術防護、防範產業間諜與供應鏈情資監控）。

除此以外，還有「內閣情報整合中心」，以及「內閣衛星情報中心」等兩個中心。國家情報局也不會完全仰賴從各部調集人馬支援，而是會自己招考專屬的情報官僚，以及向民間招募具AI、大數據資料分析、網路安全技術、高階外語實務以及網路輿情分析背景的專家，以因應新時代的複合式安全威脅。日後這個國家情報局還會建立自己的訓練機構。

由於國家情報局與國家安保局位階一樣，局長是直接向首相報告。相較之下，國家安保局不僅編制較小（60-90人），其成員更是全數向各部會借調而來。我們因此可見國家情報局受到重視的程度。

從編制上看，日本國家情報局幾乎是將既有的內閣情報調查室的位階提升並賦予實質權力，情報局可以要求日本各情報單位提供情報不得抗命，原先散落在法務省公安調查廳、警視廳、自衛隊、外務省情報總括官等的情報都要上繳給情報局的分析部統整，與過去內調室有警察廳、防衛省、外務省駐員導致山頭林立無法整合的狀況不太一樣。但日本憲法的規定，也導致日本新成立的情報局可以進行情研，有部分情蒐，但完全沒有情戰的功能。因此其局長在角色上更像是美國的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日本國家情報局更像是美國的ODNI，而不是美國的CIA（中央情報局）。

日本預計在今年底（2026）會提出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國家防衛戰略」，以及「五年軍力整備計畫」等三文件。中國威脅、以及中俄朝的複合性威脅會是最主要的關切。而高市首相上台後對於經濟安全、新興科技對於日本防衛態勢與防衛戰略帶來的影響也是高度關注。這些應該都會反映在年底的三文件中。

這代表台灣要特別注意從2022以來情境變化，其可能會導致日本更重視什麼議題，這部分要有比較好的預判。畢竟從2022年底至今，日本換了三位首相，俄烏戰爭進入僵局，美伊戰爭也在進行，台海緊張持續升高，中俄聯手對日本的壓力，以及去年底至今中國單方面對日本持續大幅施壓，中國對世界展開稀土資源戰，AI橫空出世改變遊戲規則等發展，這些都會反映在日本的威脅想像與應對的優先排序上。

與此同時，日本統合作戰司令部的出場以及駐日美軍司令部的改革，對於美日同盟未來發展相當關鍵，因為這代表美日同盟的軍事合作與協調，在未來會向前移動到東京，而不是在夏威夷。理解這個發展對於台灣規劃與美日針對台海有事的防衛合作至關重要。因為當美日協調直接前進到東京，而台美協調的重心還是在夏威夷時，台美與美日之間的防衛協調銜接就會變得更麻煩。如何讓台美協調有與夏威夷的合作，但也有與東京的協作，就會是重要的課程。

日本國家情報局的出場，特別是這個情報局是日本所有情報單位的統合司令塔，雖然不具情戰功能，但具備部分情蒐，特別會專精於情研能力，還有專屬的衛星情報中心。可以想見，這個情報局因為法規限制，無法進行主動滲透以獲取情報（即使與情戰無關），因此很可能會高度仰賴公開情報（OSINT）與訊號情報（SIGINT），如果我們對中情蒐缺乏人因情報（HUMINT），本身又沒有豐富的衛星情報來源，在現在AI能力進步千里下，如想與日本情報局展開有意義的情報交換，可能會有困難。因為日本國家情報局肯定會因為情蒐能力的限制，使其對於人因情報的興趣會高出許多。

最後，台灣更要關注美日在日本西南諸島部署的變化。包括美軍陸戰隊改革，使其成為專注於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前置武力（stand in force），以及石垣島成為美日前進協調基地的發展。這些與台海防衛的關係最直接。如何增加台灣本島與日本南西諸島（與那國、石垣島、宮古島）的交通，並有效攔截中國已經長期監視，甚至意圖切斷台灣與日本南西諸島的連結，也是需要思考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