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於8月6日過世，享年90。高希均為台灣留下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這9個字也為他開啟了離開美國學院後半生在台灣的風光歲月。

高希均於台灣省立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如今中興大學）畢業後赴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讀經濟，1964年獲得博士學位，他研究主題是台灣農業部門的資本、勞動等要素如何對工業發展做出貢獻。畢業後就赴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河瀑分校（Wisconsin State College–River Falls）經濟學系任教。這是一所小型的公立區域性學院，1971年威州州立大學系統整併，改名為威斯康辛大學河瀑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1971年起他也長期擔任該校經濟系主任。

其後，他先後返台擔任經合會人力小組顧問、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經濟發展策略研究委員會顧問。1977年當時《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在媒體上看到他的短文，覺得「觀點新穎，說理動人」遂向他約稿。高希均給《聯合報》的前兩篇文章是〈從國家建設觀點: 論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上、下篇，談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接著兩篇〈評述當前三個經濟觀念─趕工完成、功利思想、低物價〉上、下篇，在談成本效益分析與機會成本概念；下一篇〈公事私辦〉談市場價格與合理報酬的觀念。

這幾篇文章中展現了高希均說故事的能力，用淺白文字轉譯幾個基本經濟學概念，並展現如何運用這些基本概念推演、評估不同政策的各種利弊。例如，補貼油價可能對公平與效率產生哪些不同影響，他並以公賣局米酒漲價為例，說明以補貼進行的低物價無法長久維持，一旦需要修正或取消時將引來群起反對，因此「政府在決定任何津貼政策時，就應該格外地謹慎！」

到了5月27日，他發表了成名作〈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文章開頭，他先講兩個故事，一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傅里曼（Milton Friedman，他當時翻成「費立門」）接受民主黨參議員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邀請為國會議員舉辦一次研討會、幫助國會議員更理解經濟議題。道格拉斯本身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知名教授，而傅里曼則是高希均推崇、不時援引的經濟學家。第二個例子是當時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承認自己因經濟學知識不足而自卑，其實他內閣有6位經濟博士，身邊更不乏經濟智囊。他用這兩個例子來說明「政策決定過程中，經濟知識之不容忽視」。

接著他進入正題、點出文章要討論主題「白吃的午餐」：「這個觀念就是當一般人民獲得了不花錢，或者花錢少的貨品或勞務時，就沾沾自喜，尤其是獲得政府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補助時，更是喜出望外。這種對不勞而獲的嚮往，以及想佔便宜的普遍心理，在西方社會中，他們就常以市面上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free lunch）這句話，來提醒消費者與納稅者，作為當頭棒喝。」

接著他點出一些社會上自以為可以「白吃午餐」的例子：公教人員的薪水將大幅調整，卻在抱怨「薪水還沒有調整，公車優待票就要取銷了，米酒價格已上漲了，黃豆、紅豆價格也上漲了，這樣下去，怎麼得了？」他說這個例子反映出一個典型心理狀態：「薪水應當增加，價格不可以調整，稅收不可以增加。借用西方人的話：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

高希均文章中把矛頭指向政府長期以補貼維持水、電、汽油、交通等等公營事業的低價格，他批評這些措施雖有穩定物價、降低通膨心理的效果，但因為價格無法反映成本而造成過度消費、公營事業虧損、設備投資不足及財政負擔，且補貼未必真正有利窮人。他主張逐步取消全面性價格補貼，讓市場機能發揮作用，把節省下來的財源用於提高軍公教待遇、直接援助低所得者，以及住宅、醫療、交通、教育與公共設施。政府從普遍補貼的「聖誕老人」、「褓母」轉向針對真正需要者提供援助。

上述幾篇文章中呈現高希均一套相當一致的政策哲學：反對身分類別式、抑制價格、普遍性的補貼，要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鬆綁。在這裡，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者傅里曼的影子，高希均可以說是最早把傅里曼那一套強調價格、效率、反價格補貼、反對「從搖籃到墳墓」等概念系統性轉譯成台灣公共論述的推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這也是被傅里曼炒熱的名句。

「沒有白吃的午餐」核心概念是機會成本，也就是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你把資源投放在A獲取報酬，你就得犧牲它投放在B的報酬，這個損失就是機會成本。因為資源具有的稀缺性，你免費獲得一樣東西，一定是別人犧牲某項原本可獲得的好處換來的，「成本不會消失，只是轉嫁」。這是種經濟條件的制約，但是高希均用台灣人存在一種「想占便宜」、「不勞而獲」、要求政府照顧的心理來描述，「我們社會上到處充滿了人人以為可以『白吃午餐』的例子」，彷彿把它轉化成一種道德判斷、在譴責民眾貪小便宜。而且這種道德缺失還得需要高高在上的政府來教化矯治，藉由取消各類津貼與補助「糾正『白吃午餐』的國民心理」。做為一個通俗經濟理論的宣道家，高希均正需要佔據這種道德制高點，才能傳道授業解惑、並且成為經世濟民的黨國經濟顧問。

不過傅里曼和高希均還是不同。前者主張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對窮人、對教育都採用現金補貼，認為與其由政府蓋國宅、發實物補助，不如直接把現金發到窮人手上讓他們自行決定怎麼花；相對的，高希均主張政府加大對教育、醫療、住宅和公共設施的直接投資，政府應以「大有為政府的大氣魄」改善投資環境、引進資本、掌握經濟大方向。顯然，高希均還是支持東亞發展型國家，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他主張政府放鬆管制，卻還可以被當時壟斷經濟決策與資源分配的黨國體制容忍。

補貼特定產業或降低某項成本可能產生乘數效果，帶來更大的經濟成果，補貼特定產業或降低某項生產成本，也可能因技術外溢、學習效果、規模經濟等因素，產生超過補貼本身的社會報酬。但傅里曼卻認為排擠效果（crowding out，政府補貼會排擠民間部門原本可以用於投資的資源）可能會抵消乘數效果。高希均卻忽視這些不談，也許是通俗經濟學宣講時刻意把問題簡化。

高希均一方面批判消費補貼，但對產業補貼避而不談

台灣發展型國家主導的出口導向產業政策，靠的正是對特定策略性產業的貸款、租稅優惠補貼，這也是黨國自豪的「台灣經驗」。高希均一方面用「白吃午餐」批判消費補貼，但對台灣經濟奇蹟高度仰賴產業補貼避而不談，甚至在文章內主張可以津貼生產品但避免津貼消費品，這在某種程度上已隱約承認生產端補貼可能帶來正面的外溢效果。

「白吃午餐」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外部性」，這正是造成市場失靈典型原因，也是政府介入市場正當性基礎。對於負外部性──例如空汙、噪音──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庇古稅（Pigouvian tax）矯正；對於正外部性──當財貨具有非排他性，例如國防、打傳染病疫苗、學術科研的外溢知識等等，不付費的人一樣能享受到。這些活動因為存在正外部性，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不會相等，所以私人不願投資，政府補貼反而可能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對個別搭便車者而言，確實存在「沒有付費卻獲得利益」的免費午餐；但對整體社會而言，資源成本並未消失。正因為外部性使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不一致，市場本身可能無法達到最適資源配置，政府補貼反而可能提高經濟效率，而非高希均所暗示的「浪費資源的來源」。

1970年代末的台灣，經濟已起飛，台灣在國際上經濟重要性增加，但是國際政治處境危急，島內要求民主改革的聲浪愈來愈高；同樣的，在經濟上民間中小型私營企業逐漸成為對外貿易的主力，他們也要求黨國體制逐漸鬆綁對經濟的控制攫取。高希均所傳播的價格、競爭、效率與反補貼論述，一方面沒有直接挑戰黨國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又為經濟體制鬆綁提供了一套現代化、專業化的語言。這或許才是「白吃午餐」論述既能為黨國體制所容納，又能在逐漸壯大的民間社會中引起共鳴的歷史條件。

作者本名郭宏治，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SUNY-Binghamton 社會學碩士，台大經濟系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