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拉丁美洲跨性別女性的預期壽命僅為35歲。這是個駭人的數字，由於跨性別者時常生活在高危險環境，他們感染HIV病毒、甚至發病死亡的比例較其他族群高；汙名與跨性別恐懼（transphobia）也威脅跨性別者的生命安全，在拉丁美洲，每一天都有許多跨性別女性死去。《衛報》（The Guardian）報導，跨權倡議領袖艾莉卡．卡斯特亞諾斯，她從自身經歷檢視跨性別者與HIV病毒感染者的處境，與醫學進展，呼籲各國領袖放下政治盤算，通力合作保障人權與HIV防治工作。
艾莉卡（Erika Castellanos）是土生土長的貝里斯（Belize）人，今年50歲，已經度過35歲這道殘酷的關卡。1995年，艾莉卡確診感染HIV病毒，當時醫師宣告她只剩下六個月可活，在那之前，她早就目睹愛滋病友折磨，而有效的療法對於低收入國家的大多數人而言，更是遙不可及。回顧過去三十年，艾莉卡表示醫學進步令人驚奇，距離HIV疫苗或徹底根治的方法都更近一步。她從2000年開始接受治療，剛開始只能有什麼用什麼，藥物大部分來自歐洲或美國的捐贈。
1990年代初期，艾莉卡為了更公開地跨性別女性的身分生活而搬到鄰國墨西哥，她靠著性工作維持生計，並在墨西哥南部一間愛滋病安寧療護機構擔任志工。「安寧機構幾乎什麼都沒有。當時治療選項極其有限，我們照顧的是不久於世的人，只能給予她們安慰，因為我們能做的真的不多。」
話題回到艾莉卡自身的健康狀況，她對醫療院所的恐懼幾乎與對HIV病毒的恐懼一樣強烈，因為她永遠無法預知醫護人員會以怎麼樣的態度對待她。「當時社會還有嚴重的歧視，醫護人員會告訴我：『你感染HIV是因為你選擇過這樣的生活。』但我感染HIV不是因為我的任何一個選擇，我感染HIV是因為當時沒有任何制度可以讓我保護我自己，我被迫進入風險環境。沒有人會選擇這種生活。」
艾莉卡說：「三十多年來，我經歷很多希望、醫學突破和喪禮，我親眼見證醫學將HIV從死刑轉變為可控的健康狀況，但儘管這些藥物問世，我也仍然親眼見證我的朋友和許多病患死亡。醫學沒有辜負我的朋友，是政治辜負了他們。」
現在艾莉卡定居荷蘭，擔任倡議組織「跨性別平等全球運動」（Global Action for Trans Equality）執行主任。該組織致力於跨性別與性別多元族群權益，艾莉卡則關注改善獲取醫療服務的機會、連結前述族群對抗歧視，以及促進人權等面向。七月底，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第26屆國際愛滋病會議（Aids 2026），艾莉卡在會議上說：「我的經歷激勵我為了得到治療而奮鬥，也激勵我為了與HIV共存的人們創造可以發聲的空間。」
直到2023年，貝里斯才在法律上落實愛滋除罪化，艾莉卡在貝里斯成長，因為自身健康狀況而恆常處於恐懼之中。「我小時候有一條法律規定，僅僅因為我的身分，我就有可能坐十年的牢。為了獲得最好的治療，你想要和醫生講實話，但又害怕說實話會讓自己身處險境。」
艾莉卡指出，直到今天仍有許多跨性別者必須每天面對同樣的恐懼，非洲的狀況尤為嚴峻，歧視定罪愈發嚴重。聯合國愛滋規劃署（UNAIDS）執行主任白安易瑪（Winnie Byanyima）也提出同樣的疑慮。UNAIDS的全球近況報告（UNAIDS Global Aids Update）列舉全球人權的倒退現象，在其中，女性與邊緣族群擁有的性與生殖健康及權利（SRHR）令人憂心。2026年，168個國家將性工作定為犯罪，66個國家將同性性關係定為犯罪，還有14個國家將跨性別者定為犯罪。白安易瑪表示：「如果將HIV感染者及處於高危險環境的人視為犯罪者，就不可能終結愛滋病。當人們害怕被逮捕、遭遇暴力或歧視，他們會迴避HIV防治諮詢服務。人權與HIV防治密不可分，人權是落實防治的關鍵。」
艾莉卡警告，近年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與美國「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PEPFAR）等國際援助資金削減、凍結，過去數十年累積的HIV防治進展可能會逆轉，退回到治療選擇有限、診所不堪負荷的老樣子。UNAIDS的報告也指出，除非國際團結精神重建，不公平現象獲得解決，否則到了2030年，終結愛滋病這項大眾健康威脅的努力將面臨危機。各國政府圍繞預算和政策展開辯論，艾莉卡呼籲領袖記得，HIV防治不是政治，而是關於人的工作。「如果有人不理解我的生活，那沒關係。他們不必贊同我，但必須尊重我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