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落實憲法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並參酌現代人權保障（美國的米蘭達警告），立法院於86年12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95條「刑事訴訟權利告知義務」，並於87年再修正，要求司法警察、檢察官、法官在訊問被告時，必須善盡「涉嫌罪名」、「緘默權」、「辯護權」及「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的權利告知義務，以防止檢警違法取供、法官突襲裁判侵害被告的防禦權。

就人權保障而言，「95條」的增修，是讓司法警察、檢察官、法官等職司刑事司法者，從「以口供為中心」轉向「以證據為中心」，徹底翻轉了現代刑事司法的文明人權標準，也是切中時弊的重大里程碑；就審判實務而言，「95條」也是職司刑事審判法官的「基本功」。

不過，觀察近30年來的司法實踐，筆者認為，此項保障人權法制的實踐弊端還不少。檢警的實踐狀況姑且不論，單以法官的審判實踐而論，掉隊落伍者，有之，草率怠忽者，也有之，歸納筆者評述過的案例，可大概分兩大類：

壹：形式化、例稿化及空洞化的「刑事訴訟權利告知義務」審判實踐

第一大類，是形式上看似有踐行告知義務，實質上卻「偷工減料」、「偷吃步」

形式化與例稿化，是事實審法官常犯的謬誤。地院與高院的審訊筆錄通常都會預先印好制式的權利告知例稿，受命法官或審判長訊問時，往往「照例稿唸虛應故事」，唸完後，也不作適度的闡明，被告是否理解「95條」的真義，統統不管。這種例稿化的實務作法，其流弊，是使「95條」徒具形式、形同虛設，讓欠缺法律知識或常識的「弱勢被告」或「弱智被告」，完全無法享受到「95條」的訴訟人權保障。

還有，在踐行「95條」時，法官雖然有唸條文，告知被告「有權請求調查有利證據」，可是，審判實務運作時，經常有法官「有查等於沒查」或「置之不理」，這種「偷工減料」的「偷吃步」現象，從最高法院經常以「調查未盡」、「理由不備」為由撤銷高院或其分院判決的指摘理由中，可以看出端倪。

濫用無害瑕疵原則，使「95條」形同具文，出現空洞化危機。

此項弊端，是最高法院才會犯的謬誤，更令人遺憾的是，這種使「95條」形同具文、空洞化的謬誤竟是「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共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筆者最近一年來十分關注的《鄭文逸訴冤案》。

「95條」所規範的罪名與權利告知義務，是憲法第16條保障被告能夠充分行使防禦權，避免法官突襲裁判，是屬於憲法層次──保障被告訴訟人權，以維護審判公平的正當法律程序，絕對不可與「縱有違背，亦不影響判決」的訓示性程序規定相提並論。

可是，在《鄭文逸證交法案》中，最高法院的確定判決理由，卻認定「95條」的罪名與權利告知程序瑕疵，是「縱有違背，亦不影響判決」的無害瑕疵，不得作為上訴最高法院的事由。

最高法院的裁判要旨，經常是一、二審法官援引遵守「舉香跟拜」的重要依據，而《鄭文逸證交法案》的最高法院審判長徐昌錦，是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長兼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審判長，不論身分地位之尊崇或是審判見解之權威，都是刑事審判體系的最高層領軍人物，他的審判見解動見觀瞻，他說，「95條」的罪名與權利告知程序瑕疵「縱有違背，亦不影響判決」，是屬於無害瑕疵，以後，「95條」還會有法官恪遵嗎？反正踐行時即使有「偷斤減兩」、「偷工減料」，也不能作為上訴最高法院的事由，一、二審法官還會「照起工」踐行嗎？假若連法官都不重視、不認真踐行了，上行下效，檢察官與警察還會認真踐行嗎？

以上兩種弊端，都算是形式上看似有踐行告知義務，實質上卻「偷工減料」、「偷吃步」的謬誤。除此之外，審判實務所見，還有一類是更誇張的、完全未踐行告知義務的訴外、突襲裁判，也是本文要評述的案例。

第二大類，完全未踐行告知義務的訴外、突襲裁判

楊莉溱被訴加重詐欺案，是目前十分常見的透過Line、IG、臉書等網路媒體，假借邀約投資、中獎等方式詐欺案，台南地檢署檢察官114年4月共起訴楊女6項加重詐欺犯行，台南地院114年6月，依6項「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分別判處9月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楊女不服上訴，台南高分院審判長張瑛宗（受命法官張震）於114年11月撤銷改判，分別判處1年1月至1年4月有期徒刑，楊女不服再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段景榕於115年5月27日撤銷發回更審（參見115年台上字第1708號判決）

觀察歷審判決，可以發現：台南高分院審判長張瑛宗與受命法官張震之所以撤銷一審改判，且6罪均加重其刑的關鍵，是楊女憑空多了一項參與犯罪組織罪的事實與罪名：

「楊莉溱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11時36分前某時許，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由「永泰人力派遣-特助」、「陳專員」、「黎偉寶」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嗣楊莉溱即與該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犯意聯絡。…」

張瑛宗與張震的判決之所以被最高法院指摘是訴外裁判、突襲裁判，其具體事證如下：

首先，檢視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可以發現：張瑛宗與張震的判決所謂的「參與犯罪組織犯意」、「加入具有持續、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在起訴書中完全未記載主、客觀構成要件，在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也未臚列參與犯罪組織之證據及組織犯罪防制條第3條第1項後段條文。

簡言之，所謂參加犯罪組織罪部分，根本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

其次，再檢視台南地院判決，也可發現：南院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也沒有參加犯罪組織罪。

再次，再檢視台南高分院的審判卷證資料，更可發現：受命法官張震於準備程序與審判長張瑛宗於審判期日的審訊筆錄，均僅告知楊女起訴書及第一審判決所載罪名（即加重詐欺罪及一般洗錢罪）；審判長張瑛宗於調查證據程序後，也僅以第一審判決引用起訴書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訊問楊女；判決理由中，也完全未說明認定楊女成立參與犯罪組織罪所憑的證據，更未說明這部分非屬起訴犯罪事實記載的犯行，為何會成為論罪的理由。

綜言之，張瑛宗與張震增列參加犯罪組織罪，並加重楊女罪刑，不僅不在起訴範圍，也不在起訴效力擴張範圍，至於「95條」的罪名告知與權利告知，及之後的證據調查、辯論程序，更是空空如也，楊女及其律師毫無行使辯護權、防禦權可言，可謂完完全全的訴外裁判、突襲裁判！

參：搶另案起訴事實審判，唯恐「一頭牛剝兩層皮」，反而「一頭牛剝兩層皮」

筆者評述上述完全訴外、突襲裁判時，原本十分納悶：這項並非起訴範圍內、憑空出現的參加犯罪組織罪部分，究竟從何而來？

檢視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的最後段，才赫然發現：原來楊女除了犯本案之外，另犯2件詐欺案，因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導致另案起訴後分由台北、嘉義兩地院審判，張瑛宗與張震是援引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要旨，說明為避免參與犯罪組織罪重複評價，認定本件《台南案》是3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的案件」，因此，儘管《台南案》起訴書並無楊女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事實與罪名，仍應以《台南案》時間最早的犯行為「首次」，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簡言之，張瑛宗與張震所增列訴外、突襲裁判的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是來自另案起訴事實，張瑛宗與張震純是「雞婆」──為避免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重複評價（一頭牛剝兩層皮），故而，認定本案是「首次」，將另案的起訴事實「搶過來」先判。

依卷證資料顯示，分由台南、嘉義、台北3地檢署起訴，並分由3地院審判的案件，最早繫屬法院的起訴案是由嘉義地院審判，而起訴楊女參加犯罪組織罪的是台北地檢署，台南地檢署起訴的《台南案》反而是最後繫屬法院的。

正由於上述的時間倒置，張瑛宗與張震將最後繫屬法院的《台南案》搶先判，除了訴外、突襲裁判違誤被最高法院指摘發回更審之外，所導致的後果是：審理楊女參加犯罪組織案的台北地院也認定《台北案》是「首次」，而依檢察官的起訴事實審判（參見115年3月30日台北地院114年訴字478號判決），形成真正的重複評價、一頭牛剝兩層皮，不僅侵害被告的訴訟人權，更是徒增訟累，浪費司法資源。

肆：餘論：楊女詐欺犯行固然可議，但依證據裁判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張瑛宗與張震也不應「輕罪重判」啊！

評述完張瑛宗與張震離譜的訴外、突襲裁判之後，筆者還要略提一項嚴重的採證違誤─關於楊女犯「三人以上共犯詐欺罪」的加重詐欺罪認定，所憑的證據與卷證資料也有不相符及輕罪重判疑慮。

依卷證資料，楊女到案後始終否認知悉參與詐欺犯行之成員有三人以上，且依關鍵證人陳奕丞的供述，所謂「陳專員」、「黎偉寶」僅與陳奕丞聯繫，依據這兩項證據，如何能得出：「楊女知悉參與本案之人，除了楊女本人及上手「永泰人力派遺─特助」外，尚有「陳專員」、「黎偉寶」的結論？此項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之謬誤，攸關楊女是否能成立加重詐欺罪，筆者認為，楊女多次詐欺犯行固然可議，甚至可惡，但依證據裁判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張瑛宗與張震也不應罔顧卷證「輕罪重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