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線城市執業近四年、主要代理民商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的律師王哲琳記得，數年之前，在她實習的律所裡面，一名執業多年的同行律師因詐騙罪而被捕。
「主要是知道他在一個案件代理的過程中，因為詐欺罪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她說，當時身邊的人都感到驚訝，她也沒想到，從事民商事案件代理會遭遇這樣的後果。
公益機構亞洲律師網路（Asian Lawyers Network，ALN）在今年7月發表《中國民商事律師權益狀況報告》，指出民商事律師因正常執業行為而被追究刑事責任，正在呈現上升趨勢。
報告其中一名撰寫人陸妙卿表示，隨著中國當局於2018年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以及今年7約宣布展開為期一年的深化工作，民商事律師對代理案件的風險考量也會更加明顯。
「客戶的案件是不是敏感，他的背景乾不乾淨，這個案件在三年之後會不會被重新定性。」
法學博士、美國前律師協會法治計劃中國主任虞平向BBC中文分析，中國經濟面臨多項挑戰的環境下，民商事律師更容易因代理涉及經濟糾紛的案件，而增加自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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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哲琳主要代理合同買賣、勞動爭議、行政訴訟類型的案件，客戶以中型企業為主。同時，她也有承接一些性別暴力相關的工作，也曾經代理過群體性訴訟案件。
儘管這些案件屬於民事訴訟，但當中涉及一定的敏感性。
她說，目前業界開始更多討論哪些案件屬於「敏感案件」，而範圍不一定與政治或維權有關。
比如因性騷擾洐生的「侵害人格權」或「侵害名譽權」等民事案件，若案件涉及實名舉報的校園性騷擾，律師往往會認為案件較為敏感。
「大家都會覺得這種案子是比較敏感的…這個敏感意味著，這個案子它不能納入所謂的正常法律途徑去解決。」
她解釋，就她個人曾代理的案件中，更多的時候，法官會傾向讓當事人以私下調解的方式解決，「讓原告撤訴，然後讓這個案子不需要形成一個判決。」
此外，一些涉及社會穩定、經濟影響、國家宏觀調控、社會輿論度高的民事案件，也可能被視為敏感，包括部分校園性侵、性騷擾案件。
一些群體性訴訟可能尤其需要額外的程序安排，常見於農民工討薪而提出的訴訟。「律協（律師協會）就有規定，這種群體訴訟就必須要去報備。」
王哲琳指，律所、律協、司法局等部門，都會對於這類型的案件特別關注。
除了個人的風險考量外，她還需要獲得律所的同意、司法局的確認，才能代理這類型的案件。
「在代理這案子的時候，你就會覺得特別的煩，就是你沒有辦法比較順利的開展…會覺得這個執業還是比較受限的。」
她曾在代理這些案件後，經常會被司法局或當地政府找去談話，「詢問這個案子的情況」，而律所也會要求她定期匯報相關案件的進度及情況。
如果在一些行政案件中，被告一方是涉及政府或公安機關，「他們去找一些別的途徑，會對你有些施壓，這樣的情現在也特別常見了。
據《中國民商事律師權益狀況報告》指出，一些原本屬於一般民商糾紛的案件，因涉及大型民營企業、網路平台、房地產、金融風險、群體性事件、涉外投資等因素，都可能被賦予不同程度的政治意義。
報告認為，案件是否敏感，不再只由法律性質決定，也與當事人身分、產業背景、輿論影響及政府治理目標等因素有關。
報案中舉出的案例包括：廣西律師馮波涉黑案，以及安徽律師呂先三因代理民間借貸糾紛而被控詐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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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近五年、主要代理民商事案件的律師李怡婷向BBC中文表示，近年來，一些民商事律師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都會在律師群體中引發關注。
其中，山東律師高丙芳代理「農民工討薪」而被控虛假訴訟案，是她認為同行討論度最高的案件之一。
「現在我們民商事律師面臨的最高的風險，比如說有那種虛假訴訟罪，就等於是懸在我們民商事律師上面的一把利劍，」
高丙芳相關案情指，75名農民工的工資當時由包頭工墊付，包頭工聘請高丙芳為代理律師，以農民工名義起訴工程總承包商欠薪。
公訴人指控高丙芳授意另外兩名被告捏造農民工未獲工資的事實。高丙芳則堅稱自己無罪，亦表示自己事前對於墊付工資並不知情。
2024年，山東法院一審宣判高丙芳虛假訴訟罪罪成，有期徒刑四年。她提出上訴後，2025年於二審宣判維持原判。案件中的另外兩名被告包工頭亦被判罪成，判處緩刑。案件當時引起了中國司法界的高度關注。
李怡婷解釋，在代理案件的過程中，可能涉及當事人向律師隱暪關鍵信息的情況。即使律師本身並沒有虛假訴訟或詐騙的意圖，也可能面臨刑事風險。
中國《刑法》規定，虛假訴訟罪的核心是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如果訴訟代理人與他人通謀、共同實施相關行為，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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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份撰寫《報告》、目前身在美國的公益律師陸妙卿表示，不少仍在中國執業的律師反映，對代理案件可能涉及刑事責任的擔憂有所增加。
過去在中國執業多年的陸妙卿告訴BBC中文，自2018年中國當局實施「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始觀察到一些民商事律師也開始被捲入刑事案件中。
中國官方表示，掃黑除惡是為了清除黑惡勢力、維護社會安寧，並強調依法辦案。
今年7月，官方宣布將開展為期一年的深化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并稱要嚴格依法辦案，做到「是黑惡一個不漏、不是黑惡一個不凑」。
《中國民商事律師權益狀況報告》指出，長期以來，中國律師行業普遍認為，相較於刑事辯護律師或維權律師，民商事律師的風險較低，也是相對安全的執業群體，但隨著一些民商事律師因代理案件被追究刑事責任，這種認知近年也正在发生变化。
其中一個备受關注的案件，是廣西律師馮波涉黑案。
2012年至2015年期間，馮波擔任桂林北京商會的法律法律顧問。商會會長劉強后来因涉黑等11項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5年。
馮波於2022年被捕，2023年一審被判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欺罪和幫助偽造證據罪，判刑10年。
他提出上訴後，法院於2024年的二審判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他有參加以劉強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故撤銷相关罪名；但詐騙罪及幫助偽造證據罪維持原判，刑期改為5年。
陸妙卿認為，這類案件令律師開始擔心，自己與客戶建立的正常法律委託關係，是否可能在客戶日後被重新定性後，反過來成為追究律師責任的依據。
「這種事情在2018年掃黑除惡之前是幾乎不可想像的。」
中國司法機關並非將「為涉黑人士提供法律服務」等同於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相關司法文件指出，關鍵在於當事人是否有加入組織的主觀意願，以及是否明知並參與其違法犯罪活動；單純受僱或提供一般服務並不當然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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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線城市執業十多年的張浩然主要是代理民商事案件，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在代理案件過程中，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出謀劃策是正常的執業行為。
他說，但在「掃黑除惡」的環境之下，代理律師受到當事人的波及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可能帶來寒蟬效應，「就是會怕，就是不敢，一定就是就會小心翼翼。」
因此，在選擇代理案件之前，張浩然指自己會變得更加審慎，「肯定是要評估一下。」
李怡婷也認為，隨著近年類似的案例有增加趨勢，這也讓她在代理案件時感到擔憂。
「如果早知道有這種情況的話，我們肯定寧願選擇不接這個案件，也不願意冒這種風險的，會有這種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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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博士、美國前律師協會法治計劃中國主任虞平表示，中國律師的風險邊界持續擴張，源於在中國的語境下，政治體制的公權力與法治下保障個人利益的權力邏輯並不一致，會無可避免地產生衡突。
不論是刑事案件及民商事案件，「只要是跟權力有衝突的可能，那就會遭到打壓，所以這個是個根本的問題。」虞平說。
虞平指，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下，地方政府或會向當地的企業家尋求財政補貼，而企業律師在保護客戶經濟利益時，也可能因此與地方政府產生衝突。
「很多商業律師就是為企業家服務，就會受到被殃及，我覺得這種情況，相對來說是一個制度性問題，不是一個個案的問題。」
現年二十多歲，執業近三年、主要代理刑事案件的陳靜認為，若執業律師的不安全感持續擴大，最終會影響民眾獲得高質量的法律服務。
「大家都會有所顧忌，我覺得可能會有點難去盡心盡力的提供法律服務。」
李靜認為，只有當法治的大環境獲得改善、律師協會真正為律師提供保障，以及相關部門依法辦事，才會讓整體風險減低，「那肯定我們的安全感都會提升。」
（為保護受訪者身份與安全，王哲琳、李怡婷、張浩然、陳靜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