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離台灣有多遠？如果危機真的來了，一個社會又能撐多久？
為了尋找答案，《三立新聞》採訪團隊從中東戰地一路走到歐洲。從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到敘利亞，我們看見戰爭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之後，醫療、能源、交通、通訊與一般人的生活如何繼續運轉；到了歐洲，我們想追問的則是，當戰爭還沒有真正來到家門口之前，一個國家究竟可以準備什麼。
台灣同樣位在地緣政治衝突的高風險區域，近年從能源安全、通訊備援、民防到全社會防衛韌性，都成為愈來愈重要的課題。但「韌性」究竟是多蓋幾座避難所、多準備幾天糧食，還是當危機持續數月甚至數年，一個社會仍然有能力維持生活與秩序？
歐洲過去十多年，已經一再面對這些考驗。敘利亞內戰帶來大量難民，改變歐洲政治與社會；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能源價格、國防安全、軍備、基礎建設與社會動員，更直接成為各國政府必須處理的問題。戰爭雖然沒有全面延燒到西歐，但它早已不再只是遠方的新聞。
因此，這套專題從歐洲專家的角度重新追問一個對台灣同樣迫切的問題：一個國家真正的韌性到底是什麼？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資深分析師宋高祖（Claus Soong）接受《三立新聞》專訪時，就給了一個很直接的答案：設備的韌性可以測量，人的韌性卻很難預測。當戰爭真的發生，決定一個社會能不能繼續撐下去的，最後可能不只是能源、糧食與通訊，還包括人民是否相信這個地方值得留下來。
談到一個國家有沒有「韌性」，我們很容易想到避難所夠不夠、糧食和能源可以撐幾天、停電之後有沒有備援、軍隊有沒有能力繼續作戰。
但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資深分析師宋高祖（Claus Soong）接受《三立新聞》的專訪時，面對「歐洲到底有沒有韌性」這個問題，卻先反問了一句：「要看如何定義韌性。」
是一個國家遭到攻擊之後，還有能力繼續作戰？還是能源價格大漲、物價變貴，人民的日子變得更辛苦，整個社會仍然可以正常運作？
戰爭沒有發生之前，我們可以準備，也可以演習，但沒有人真正知道炮彈落下來之後，原來設想的制度還能不能照常運作，人民又會做出什麼選擇。
這句話，也成了我們這趟從中東走到歐洲，不斷追問「韌性」時最難回答的一道問題。
我們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與敘利亞，看見的是戰爭、衝突與長期不穩定已經進入生活之後，一個社會如何繼續運轉。到了歐洲，我們想問的則是另一件事：當危機還沒有真正來到家門口之前，一個國家究竟可以準備到什麼程度？又有哪些事情，只有等到危機真的發生才會知道答案？
俄烏戰爭爆發至今，歐洲已經不再把戰爭單純視為發生在遙遠地區的安全問題。宋高祖認為，要討論歐洲有沒有韌性，第一步就是先搞清楚究竟要衡量什麼。
如果一個國家仍然能夠持續作戰，這是一種韌性；如果人民面對高昂能源與物價，經濟受到衝擊，社會仍然可以維持運轉，也可以是一種韌性。不同國家的財政條件、社會結構與承受能力不同，能「撐」的時間自然不一樣。
也因此，戰爭中的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可能被視為具有某種程度的韌性。即使人民生活受到影響、資源開始吃緊，國家仍然繼續運作、戰爭仍然持續。
「如果真的到這個程度，有沒有可能真的戰爭爆發？在這樣的程度下，社會繼續運轉，怎麼樣運轉？」宋高祖說，歐洲的確正在準備，只是這些準備夠不夠，「很難講」。
這個「很難講」，其實就是韌性最大的難題。因為韌性很少在和平的日子裡得到真正驗證。
歐盟執委會2025年提出「Preparedness Union Strategy」，把戰爭、地緣政治衝突、網路攻擊、資訊操弄、氣候災害等風險放進同一套危機準備架構，而且特別強調「全社會」參與。歐盟甚至提出最低72小時自給能力的目標，希望民眾即使在外部協助尚未抵達的情況下，也能先撐過危機初期。
德國的做法甚至更進一步。德國聯邦民防暨災害救助署（BBK）2026年更新危機與災害準備指引，建議民眾理想狀況應備妥可維持10天的基本物資，至少也應準備3天；新版指引也明確將戰爭、混合威脅、能源短缺與假訊息納入準備情境。
增兵、強化緊急防護、政府發送手冊、要求民眾準備飲用水與存糧，歐洲政府正在把過去偏向災害管理的準備，逐漸延伸到更廣泛的安全威脅。
而且這些準備本來就不只為戰爭服務。森林大火、極端天氣災害、大規模停電、網路攻擊，甚至下一場疫情，都可能讓平常理所當然存在的供應系統突然停止。
這也是現代「韌性」和傳統國防最大的差別。今天談一個國家能不能撐住，已經很難只看軍隊。
他形容，歐洲現在還沒有進入那種「肅殺」到讓每一個人都覺得戰爭就在眼前的狀態。安全觀念確實正在改變，但人民依然要工作、生活、旅行，沒有人希望每天都用即將開戰的方式過日子。以德國為例，甚或大多數人也不願上戰場。
俄烏戰爭打了多年，戰爭仍在歐洲大陸發生，但對離前線更遠的西歐社會而言，它也逐漸成為一種長期存在的背景。
宋高祖認為，如果衝突進一步外溢，甚至出現針對鐵路、橋梁、水壩等基礎建設的破壞，歐洲民眾對戰爭的感受又會完全不同。目前歐洲仍處於「防範」階段，真正的社會反應還沒有被測試。
台灣有防空演習、有民防訓練，也開始討論全社會防衛韌性。但是演習結束後，捷運照常行駛、便利商店24小時營業、手機訊號依然滿格，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並沒有真正進入危機狀態。
演習可以測試程序，可以知道誰負責什麼，卻很難測試真正的恐懼。
真的打起來之後，社會會繼續按照演習中的劇本走，還是會出現搶購、逃難、恐慌甚至秩序混亂？這些事情在戰爭發生以前，很難得到確定答案。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戰爭，什麼東西可以被稱作台灣的「韌性」？
政府指揮體系遭到攻擊之後，還能不能運作？電信系統能不能使用？手機還收不收得到訊號？電廠如果遭到攻擊，剩下多少電力？天然氣接收站如果無法運作，台灣能源還能支撐多久？
可以盤點發電容量，可以設計備援，可以估算燃料存量，也可以針對重要基礎建設進行情境模擬。
宋高祖認為，這些基礎建設的韌性「其實有很多是可以去衡量」。戰爭爆發後還剩多少能源、多少民生電力，通訊能維持到什麼程度，都有可能透過事前的壓力測試找出答案。
天然氣接收站不會思考自己為什麼要繼續撐下去，但人會。
烏克蘭今天展現出的社會承受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在真正的戰爭中形成。人民被迫面對空襲、死亡、停電、離散與漫長戰爭，最後才知道自己能承受到什麼程度。
歐洲已經承平數十年，歷史上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並不代表今天這一代歐洲人自然繼承了上一代人的戰爭承受力。
這句話聽起來悲觀，卻指出了所有戰前韌性政策共同面對的限制。
一個國家可以盡可能減少未知，但無法把未知完全消除。
政府能建立備援系統、儲備物資、訓練人員，卻無法在和平時期百分之百模擬一個人在失去家人、工作、收入甚至住處之後，還會不會相信政府、相信身邊的人，甚至相信這場仗值得繼續撐下去。
戰爭如果真的發生，也不會詢問一個社會準備好了沒有。
「戰爭是不管你可不可以承受，都要承受。」宋高祖說。
所以當我們繼續追問「人的韌性」怎麼建立時，宋高祖反問了一句：「為何而戰。」
有人會因為民主自由而戰，有人會因為國家認同而戰，有人會因為家人與土地留下來。但一個社會不能假設每一個人心裡都有完全相同的答案。
宋高祖認為，真正困難的是那些平常沒有參與國防、民防，也沒有強烈政治認同的一般人，為生計奔波的一般人。
「人的韌性更多其實是在他對共同體的認同上。」宋高祖說，如果一個年輕人在自己的社會裡已經覺得生活困難、看不到未來，他自然可能追問，為什麼要為既有的社會秩序奉獻生命？
世代公平、貧富差距、人民對制度的信任，又算不算防衛能力的一部分？
他在訪談中直接拿台灣高房價為例。如果一個年輕人長期買不起房、覺得自己在這個社會沒有根，要他突然在戰爭發生時產生強烈的「保衛家園」意識，本身就存在矛盾。
「大家如果都居者有其屋，大家的根都扎在這邊，那你覺得大家會不會為了家園拚命？」
宋高祖真正指向的是「共同體」背後的物質基礎。「如果上戰場犧牲性命是為了房東可以繼續收房租、老闆可以繼續賺錢發大財，單單只靠要『對抗欺負我們的人』這樣的精神感召支撐，這樣的韌性有可持續性嗎？」
當國家要求人民共同承擔一場危機，人民也會衡量自己平常是不是這個共同體真正的一部分。
在過去的採訪中，我們曾經在以色列看到戰爭動員如何進入日常。戰爭爆發之後，有人在海外搭機回國、重新投入後備役；家庭、工作、學校與社會秩序，也都必須跟著軍事動員調整。
宋高祖認為，以色列社會存在相對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因此面對戰爭時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動員能力，但這不代表以色列沒有「誰付出更多」的爭議。他也提到，即使在高度動員的社會裡，權貴與一般人民承擔的風險是否相同，一樣會被質疑。
還包括人民是不是相信，這場犧牲是一起承擔的。
如果真正上戰場的是某一群人，失去工作與收入的是另一群人，而有資源的人可以把家人送到海外、把財產轉移出去，那麼「共同體」很快就會出現裂痕。
所以宋高祖說，台灣的共同體意識，「很大程度還是要有相對平等的意識」。
武器可以在危機升高後採購，物資可以增加庫存，避難所可以整修，甚至新的法規與動員制度都可以在幾年內建立。
真正的韌性，到底是撐過第一波攻擊，還是撐過一場長期戰爭？
72小時是危機最初期的自救能力，10天的存糧可以讓家庭度過供應中斷，但如果危機延續幾個月，問題很快就會從物資儲備變成人的生活。
孩子還能不能上學？薪水還有沒有？醫院能不能正常看病？物流是否持續？企業能不能營運？家人死亡之後，人民是否仍然相信國家有能力帶大家走下去？
這也是俄烏戰爭帶給歐洲甚至全世界最直接的一堂課。
歐洲現在可以提前準備更多能源、更多武器、更多救援物資，也可以要求人民學習如何度過最初72小時，但一場真正的長期危機考驗的，最終還是整個社會能不能繼續生活。
這趟採訪從以色列、約旦河西岸、敘利亞走到歐洲，我們原本想找的是不同國家如何建立「韌性」。
以色列的經驗不能直接搬到台灣，敘利亞人在內戰中形成的生存方式，更不是任何國家應該主動追求的「韌性」。歐洲今天開始重建的危機準備，也有自己的歷史背景。
採訪可以帶回台灣的，或許是這些國家都曾經遇過的問題。
電力中斷怎麼辦？通訊失效怎麼辦？物資進不來怎麼辦？政府能不能繼續指揮？
這些問題都應該在戰爭發生以前盡量找到答案。
但宋高祖的訪談又把我們推到更後面一步。如果所有設備都準備好了，人呢？如果政府有計畫，人民相信嗎？如果國家要求大家承擔代價，人民是否認為這個社會同樣願意照顧自己？
宋高祖最後又回到社會不平等。他認為，如果人們，尤其是青年人，長期覺得自己在台灣看不到未來，真正碰到戰爭時，要期待所有人突然產生完全一致的犧牲意願，恐怕並不現實。
這也許才是台灣談「全社會防衛韌性」時，最值得繼續追問的一題。
我們可以計算天然氣剩幾天，可以盤點避難所有幾處，可以測試網路中斷後還有多少備援。
可是，一個人為什麼願意留下？一個年輕人為什麼相信這裡值得他守？當危機真正到來，一群原本意見不同、生活條件不同、甚至彼此不信任的人，還願不願意把自己看成同一個共同體？
這些問題沒有一張表格可以算出答案。而它們很可能才真正決定了，戰爭來的那一天，台灣究竟能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