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刊出了一篇名為〈下次全球經濟危機恐怕在中國〉（The Nex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uld Be Made in China）的文章，作者 Michael B. G. Froman是歐巴馬時期的美國貿易代表，現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會長。

號稱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文章經常看到，問題是這篇並不是出於我們以為的那種鷹派學者之手。Froman本是自由貿易體制的信徒，但在這篇文章中，他幾乎無法再假裝中國違背經濟學原理的問題不存在。文章副標題是：「過剩產能將如何終結」，而答案很簡單：「世界吸收中國過剩產能的能力已逼近臨界點，再這樣下去大家都會陪葬」。

根據 Froman 的說法，中國過剩的產能已經變成了全球總體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因為「數學上就根本兜不攏」。中國的產能長太大了，已經大到超過世界的市場需求，北京卻沒有停手的意思。

過去，中國可以靠出口以全球經濟兩三倍的速度成長，是因為中國本身還沒有這麼巨大。時至今日，它已占全球約30%的工業產出，卻仍然想用一個原本適用於追趕型中型經濟體的出口模式繼續成長。這就產生了一個很簡單、甚至有點滑稽的數學問題：

如果中國什麼都要做，而且每一項都要占據越來越大的全球市場，那最後到底誰有能力買這些產品？

在這裡，Froman引用了經濟學家黃亞生提出的概念，描述中國奉行的是「絕對優勢經濟」（absolute advantage economy）。與字面上看起來相反，這個詞彙並非正面形容。過去經濟學告訴我們，正常的發展路徑應該是像台灣、韓國當年那樣，平均工資上漲之後，把低附加價值產業讓出去，自己往上爬。

每個國家有資格擁有一些自己具備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經濟項目，但中國現在的政治企圖卻是在「所有項目」都掌握相對優勢，那就不再能稱為相對優勢，而是「絕對優勢」了。現在，它的邏輯看起來像這樣：

AI我要、電動車我要、半導體我要；衣服我要、家用品我要、廉價小商品我也要。

中國既要跟德國競爭汽車、也要跟美國競爭AI，同時還跟孟加拉競爭紡織品，再跟非洲最貧窮的國家競爭廉價日用品。

這個狀況不能用單純的「中國製造業很強」來解釋。它似乎不願意在全球分工中退出任何一層，也不願意讓出任何空間給後進國家。Froman 認為這違反國與國之間互通有無的「比較優勢」的基本邏輯，也違反歷史先例。過去從沒有一個國家在產業科技升級之後，還死抓著廉價商品製造不放。

Froman懷疑，中國試圖保持「絕對優勢」來自於習近平本身遂行掌控的政治目的，而實踐方式是「內捲」。

我們平常講「內捲」，很容易把它當成中國年輕人的文化詞彙，大家拼命考試、拼命工作、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但 Froman 描述的是工業內捲：

地方政府需要GDP與稅收，於是補貼工廠；銀行繼續放貸，工廠擴張生產，導致供給過剩；不得不降價搶市占，因此利潤下降甚至虧損，但地方政府又不能讓工廠真的倒，於是繼續補貼。

他認為，中國就像是「一台工業機器，不能停止、不能減速，但由於需求畢竟有極限，最終無路可走」。

如今，接近30%的中國工業企業處於虧損狀態，而某些重點扶植產業甚至達34%。因此，真相顯然不是「中國政府很壞，補貼企業來欺負外國人」那麼簡單，因為中國企業自己也被鎖在這部瘋狂機器裡。

某方面來說，內捲本質上就是「無法允許失敗」的系統，註定只能透過擴張維持自己。但問題是地球人口有限，「中國過剩的產能已經快要耗盡了買家」。

以電動車為例，中國目前有能力一年製造約 5500萬輛汽車，大約相當於全球9000萬輛汽車市場的60%。其中，新能源車產能約2500萬輛，而中國國內需求大約只有1200萬輛。

更好笑──或者說更不好笑──的是，中國居然還在繼續增加產能。

2022 到 2025 年，德國對中國汽車出口下降 66%，德國汽車業裁員規模已超過 2008 金融危機與疫情時期，福斯汽車考慮裁掉近六分之一員工。Froman 引述 Daniel Rosen 的形容──這是「德國版的《絕望者之歌》」，一個構成國族認同的產業正在瓦解。當牽涉龐大的工業聚落、工會、技術能力、出口收入、地方認同的產業即將死去，消費者剩餘模型不再起作用。

歐盟因此正被迫走向它意識形態上最不想走的路，重新啟動防禦關稅，與要求在地生產比例。Froman 有一個判斷幾乎肯定是對的：當中國自己沒打算給其他國家留退路的時候，當然也不可能假定世界會永遠按照自由貿易教科書行動。

如果中國堅持在所有項目都保持相對優勢，那麼它最終將會得到政治經濟學的復仇，透過那些被傷害了產業根基的國家國民手上的選票。

但 Froman 也提問，既然中國是這麼大的市場，為什麼它不透過比較合理的方式，譬如讓本國人民消費來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文章中的解釋是，在中共的政治經濟想像中，消費某種程度上是會把資源從國家工業能力抽走的「個人主義干擾」（individualistic distraction）。習近平自己也反覆強調實體經濟、製造業不可放棄。因此，自由貿易專家眼裡所謂的「改革」，可能是緣木求魚，因為這是在要求中國政府放棄一些它認為國家之所以強大的東西。

若外需真的因為絕對優勢的橫暴而斷裂，Froman認為中國低利潤的企業將大量倒閉，沿海製造業省份失業率暴漲，中國可能面對「比日本失落十年更糟」的經濟危機，因為 1991年的日本是以富裕國家的身分進入失落，而現在中國的人均所得（PPP）仍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國的三分之一，人口結構更差。

並且，他預測這份經濟崩潰會外溢到大宗商品出口國，譬如澳洲、巴西、智利有 25–40% 出口銷往中國，安哥拉、剛果、蒙古更高達 45–90%。Froman沒有提到台灣，但台灣近年對中依賴雖已逐步減少，但平均仍有25–31%出口銷往中國（含香港），不會倖免於難。

在描述了這麼恐怖的景象之後，意外的，Froman提出的解方，居然是「大家坐下來好好跟習近平討論一下」。他提出某種類似 1985 Plaza Accord 2.0 的方案，包括美國聯合其他主要經濟體，要求人民幣逐步升值、中國削減產業補貼、改革戶籍與社會安全網，各國則依中國改革進度調整自己的保護措施等等。

在 Froman 心中，十年前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仍是人類和平理性的美麗願景。但他似乎卻沒有思考過，「叫中國放棄中國特色路線」這件事情，為什麼十多年來都沒有成功，難道只是因為峰會點心不夠好吃？

與此相較，6月同樣刊登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的印度經濟學者Shoumitro Chatterjee與Arvind Subramanian顯得更務實一點。他們的研究同樣印證了絕對優勢理論，但不覺得中國短期內會崩潰，也不覺得跟中國談判有什麼用，純粹就是用大量的數據跟圖表，證實中國實際上在做的事情──爬上階梯之後，把底下的人往死裡踹。

這篇文章題為〈中國正在抽走身後的梯子〉（China Is Pulling Up the Ladder Behind It），其中第二作者 Arvind Subramanian 特別值得注意，他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Chief Economic Adviser），基本上就是曾經負責建議印度總理整體經濟戰略的人。

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作者不是以第一世界國家的視角，而是以排隊等待多年的後進國家的觀點，看一個原本屬於發展經濟學的信仰，如何在中國的崛起之下破滅。

過去，發展經濟學幾乎有個半宗教性的共識，窮國現在雖然窮，但只要一開始投入勞力密集製造業，取得中等收入之後，就會轉型至高科技。戲臺下蹲久了就是你的。

畢竟，日本這樣、韓國這樣、台灣這樣、中國也是這樣，印度與其他國家沒理由不這樣期待。但問題是，中國在擁有高科技產業之後，從未放棄勞力密集製造業的產能。於是問題來了，如果中國把低階製造業也永遠留住，其他發展中國家到底要怎麼翻身？

這篇文章有著強烈的疑惑跟焦慮：「當年中國也是靠開放貿易體系崛起的，為什麼現在輪到更窮的國家時，這條路卻被堵住了？」而且，中國官方統計上，說自己的工資已經起飛了，人民過上好日子了，那為什麼勞力密集的低階製造業仍然在中國？

中國官方敘事最近十年有兩個矛盾的方向同時存在，第一種敘事是「中國已經崛起」，畢竟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稱中產階級已擴大，還步入了高收入社會，消費更是升級。第二種敘事則是，「中國製造仍然超便宜」，工廠效率超高，出口競爭力超強，成本仍然很低。

Chatterjee與Subramanian的疑問就是，這兩種敘事到底怎麼同時成立的？怎麼可能工資大幅上漲翻倍，但產品仍然比衣索比亞、奈及利亞、孟加拉、柬埔寨、肯亞更便宜？作者嘗試用各種模型予以解釋，包含政府補貼、匯率干預，甚至連「中國剛好就是天生神力」這個假設都嘗試過了，仍然找不到足以完美解釋此一現象的單一原因。

兩篇文章若放在一起看，立刻會變成優美但陰森的互文。〈中國正在抽走身後的梯子〉作者估算，中國光是在低技能產業的「超額」附加價值出口，在2022年就超過3,550億美元，那些原本可能支撐其他較窮國家數千萬個製造業工作。

如此一來，立刻產生 Froman 〈下次全球經濟危機恐怕在中國〉文章裡的問題，中國不肯把產業空間讓給比它窮的國家，因此阻斷別國工業化；但如果那些國家無法工業化、提高所得，它們又更不可能成為足以吸收中國龐大產能的消費市場。

因此中國試圖保持的絕對優勢，正是悖論死路的開端。

我們都知道，當人還在梯子上時，試圖往下抽走梯子會發生什麼事。他會從高空掉下來，墜落到底部。問題大概就是，中國自稱自己已經攀到雲端、不在梯子上了，但廉價的低技能產業產能，卻一直告訴我們，事實好像不全然是他們說的那樣。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