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賴清德先是提出「兒少成長津貼專戶」，接著再宣布「AI 紅利普發1萬元」。「礦工之子」賴清德是想高舉社會公平正義大旗、讓全民均霑經濟發展紅利？還是出於政治算計，為了即將到來的大選政策買票？AI紅利和綠營過去以財政紀律為由反對在野藍白的普發現金又有何不同？這又是一次政策「髮夾彎」嗎？如果這兩個政策都是深思熟慮才提出的，那又和這幾年因為皮凱提（Thomas Piketty）、楊安澤（Andrew Yang）等人倡議而在台灣受關注的「全民繼承」（inheritance for all）、「基本收入」（UBI）又有什麼不同？台灣的財政可以讓「兒少成長津貼專戶」長久維繫嗎？
先來看看「AI紅利普發1萬元」是不是髮夾彎。賴政府宣布的「普發1萬元」與先前藍白提的「國民支援金／特別條例」方案最大差別是法源與預算編列方式：
2025年藍白主導的版本是立法院修改行政院提出的《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把普發現金一萬元硬塞入特別條例中，也就是藉修法夾帶預算案，這是當時民進黨最主要的反對理由──民進黨政府引用《憲法》第70條與釋字391號，主張立法院對行政院提出的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主張這種作法是立法院侵犯行政院預算權。相對的，賴政府剛宣布「AI紅利」則是在2027年的年度總預算歲出中編列2357億元支應。
2025年藍白普發一萬的理由是「抗通膨、穩定民生」，這對平民百姓聽起來很受用，從微觀角度也說得通。不過，就總體經濟而言，對抗通膨就得縮銀根、不該擴大財政支出，普發一萬不就成了火上添油？只是老百姓總是見錢眼開的，執政者要擋民眾錢源恐得賠上選票；後來卓內閣也「從善如流」，把普發一萬編入特別預算，解決了違憲疑慮。
民進黨政府原有一套超收稅賦的優先處理順序
過去民進黨政府對於超收稅賦、財政賸餘的運用已形成過一套優先順序：還債優先、填補社保財務缺口、穩定水電公共事業財務、接著是其他必要公共投資，最後才談全民普發。以蔡英文政府2023年普發6000元為例，前一年度稅收比預算數多出4500億元，其中[C1.1]可歸中央運用約3800億元。當時政府先把1000億元撥補勞保、健保及台電；約1370億元用於經濟與社會韌性；真正用來普發6000元的約1400億元。當時擔任副總統的賴清德也替這套政策的優先順序辯護，他說，政府利用歲計賸餘挹注勞保、健保、投資台電，同時也用發放現金讓人民共享經濟果實；還特別強調蔡英文任內已還債5227億元。
2023年稅收又超徵，2024年1月行政院長陳建仁就宣告要「堅守財政紀律」，以「優先還債、加強建設投資」為目標。那麼這次賴政府要發放「AI紅利」會不會違逆了民進黨政府之前信誓旦旦的財政紀律？
行政院剛通過的202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確實有繼續撥補勞健保，其中撥補勞保基金1300億元、健保基金600億元，合計1900億元。撥補健保600億元更創歷年新高，而撥補勞保部份從2024年度的450億元大幅增加到1300億，之後都維持這個數字。不過勞、健保的結構性虧損仍在擴大，即使提高撥補、同時明年勞保費率也提高到13%，在沒有結構性改革的前提下，這只是在稍微延後其破產的到來。[C2.1]
AI紅利的全民共享和這幾年經常被討論的「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有什麼不同？
18世紀英國的斯賓塞（Thomas Spence）和美國的潘恩（Thomas Paine），這兩位激進社會思想家都提出過類似UBI的想法。他們都主張土地原本應歸共同體所有，斯賓塞主張地租收入扣除公共支出的剩餘部分應定期均分給所有居民；潘恩則認為地主應對社會支付地租以成立基金，基金在社區成員成年時付給一筆資本，同時給付年長者年金。到了19世紀比利時人查亞爾（Joseph Charlier）提出「領土紅利」（territorial dividend）的概念，對基本收入做出更完備的規畫：因為土地與自然資源是全民共有，每個公民都有權定期取得無條件收入，而且不審查其所得、也不要求他們有工作。
上述這三位UBI先驅的主張，等於把人民無償取得的收入視為一種「社會紅利」（social dividend），就這點而言，和賴清德的「AI紅利」類似。不同之處在於，UBI應該是可以長期分紅，但不論是AI紅利或者藍白提出的「普發一萬」都是一次性、非可長可久之計。
UBI的想法這幾年再度流行，一方面是像楊安澤（Andrew Yang）等公眾人物參選時倡議，另一方面是「基本收入地球網絡」（BIEN）的創始人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與史坦丁（Guy Standing）[C3.1]，他們主張在非典型就業崛起的時代，UBI是保障勞工生存安全的防線。
更重要的是AI崛起取代很多勞動力，UBI也被視為AI時代民眾基本生活防線。OpenAI執行長阿特曼（Sam Altman）就如此主張，他旗下的OpenResearch主導一項大規模UBI實驗。Tesla老板馬斯克（Elon Musk）也認為未來機器人與 AI 能以極低成本提供所有商品與服務，必須靠全民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才能維持社會運轉。
賴清德的AI紅利的確觸及AI時代社會分配的重要議題，但問題在於它只是一次性、靠年度預算編列，並非永續性的UBI制度。不過，2027年度總預算中有編列一筆「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 」3730億，其中主要是用在「兒少成長津貼」與專戶，推動0到18歲成長津貼，每人每月5,000元。其中0至未滿6歲由家長直接運用；而6至未滿18歲部分，一半由國家預存並代操投資於「兒少成長津貼專戶」，做為孩子成年時的第一桶金。從AI紅利到「兒少專戶」，是否代表著賴政府從蔡政府強調「還債、補勞保、補台電」的財政紀律指導轉向「全民共享＋世代共享」方向？ 這個「兒少專戶」又和皮凱提的「全民繼承」（inheritance for all）有何異同？
賴政府的兒少專戶只是在分享財政紅利而非財富重分配
一言以蔽之，兩者最大差別是：皮凱提的全民繼承目的是要「重新分配財富」，而賴清德的兒少專戶只是在分享財政紅利。
台灣兒少專戶是針對少子化人口與社福政策；皮凱提方案則是要改變資本所有權分配結構。台灣開辦的錢來自景氣盈餘、透過政府預算撥補方式來提存，不涉及向高資產與所得者加稅以取得財源──卓內閣把減稅當做經濟施政第一要務。皮凱提明確指出，[C4.1]「全民繼承」是「取自頂端財富持有者，重分配給沒有繼承資產的人」。政策目標的不同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兩者規模差距懸殊。台灣未來帳戶目標規模是台幣39萬，皮凱提主張的12萬歐元（約台幣400萬元上下），兩者相差近十倍。為什麼是12萬歐元？因為他在《資本與意識形態》（Capital and Ideology）中主張每個人到了25歲，由國家給一筆相當於「全國成人平均財富60%的資本」。他2019年出版這本書，法國平均財富約20萬歐元，6成就是12萬歐元。皮凱提不只希望每個孩子25歲都能擁有一筆錢，更是要縮減不同階級出身的孩子25歲起跑時的資產差距。
賴政府的「兒少專戶」沒有財富重分配的企圖，也因此沒有重分配手段──沒配套向高資本所得者加稅。即使皮凱提的分配也是全民普惠、人人有份，但是富貴人家的爹娘得先繳富人稅、子女才能領到第一桶金。[C5.1]台灣只是想進行移轉性支出，皮凱提是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結構。
政府為國家未來主人翁規畫的這類帳戶一般稱為Baby Bonds，但也不是每個國家（聯邦制的美國是由州政府自行規畫）都有皮凱提那種強烈的所得重分配政策企圖[C6.1]，很多還是停留在社會福利、醫療、教育補貼的層次。能做到可長可久，而且幫助低收入家庭小孩成年時得到第一桶金的是美國康乃狄克州的CT Baby Bonds。
依康州的規畫，只要嬰兒出生時是由Husky Health（康州的全民醫保Medicaid）給付醫療費用，就自動符合資格。符合資格的嬰兒獲得3200美元的初始投資，2023年一次注入3.98億美元成立Baby Bonds信託基金，康州政府宣稱這筆錢足夠供未來12年的新生兒使用。3200元經過投資複利累積，可望到達1萬至2.4萬美元間；受益人可在18到30歲之間申請提領，但受益人必須接受一套金融素養課程，且領出來的錢限用在康州境內購屋、創業、投資、支付高等教育或職業訓練，或者存入退休帳戶。2.4萬這個規模遠比皮凱提倡議的12萬歐元小，資金來源也不是靠富人稅而是來自公債，但這個政策的確可以瞄準中低收入家庭，也較可長可久。
另一個被肯定的Baby Bond是以色列的「每個孩子的儲蓄」（Savings for Every Child）。這個被譽為目前少數真正做到「普遍主義」＋「長期運作」的案例。計畫自2017年開辦，資金來自國家保險局自兒童津貼中自動撥款，家長可以指定投資機構與投資組合，也可以選擇額外加碼存款，也可以延遲到21歲才提領以鼓勵長期持有以累積複利。截至2025年底累計存入 254億謝克爾（約85億美金）[C7.1]。
至於最失敗的案例是英國的「兒童信託」（Child Trust Fund）。2005年工黨政府開辦，對每個新生兒撥入250英鎊、低收入戶再加碼到500英鎊，滿7歲再補撥一次，資金直接來自政府年度預算，共投入約20億英鎊、630萬個帳戶。2010年政黨輪替，新上任的聯合內閣以財政緊縮為由分階段刪減，隔年就完全停擺。
美國華府的DC Baby Bonds命運也很慘。2021年議會通過提案，家庭所得低於貧窮線三倍的新生兒可獲初始信託金500美元，之後每年視所得情況最高再加碼1000美元直到18歲。不料從2024年開始市府就開始想挪用信託金，最後到2028年信託基金規模將只剩約2080萬，遠低於現行法定門檻8400萬。
首先，兒少信託帳戶不能靠年度預算撥款，尤其台灣現在的國會亂象，有翁曉玲這種不可理喻、亂砍預算的委員，還有傅崐萁這種只奉天朝旨意行事的黨團總召，缺乏穩定法定財源的長期兒少帳戶，都可能隨政黨輪替或財政緊縮而中斷，很難期待兒少信託帳戶可以得到充足奶水。
其次，政策目標要清楚，到底是把「兒少成長津貼專戶」當做人口政策的工具還是社會重分配的機制？只是社會補殘還是結構改造？有沒有真正認知到AI時代對所得分配帶來的衝擊有多深遠？不能一邊喊著要保障勞工對抗AI衝擊，一邊又減碼富人稅。
真正要讓兒少專戶成為跨越政黨輪替的長期制度，就不能只靠每年總預算餵養，而應建立具有法定財源的獨立「世代基金」，財源不只來自一般稅收、超額稅收，還包括部分遺產與贈與稅。如此私人財富世代移轉才能部分轉化成全民的世代資本，而具有「世代共享」的制度意義。
當然，最後一個最簡單問題還是：從AI 紅利到兒少帳戶會不會只是另一齣選舉買票的短線操作？
要回應這些問題，賴總統與卓院長要拿出整套政策來說服人民。
作者本名郭宏治，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SUNY-Binghamton 社會學碩士，台大經濟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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