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戰結束，匈牙利猶太人建築師拉斯洛（Laszlo）從集中營倖存，坐船抵達美國尋找庇護。這時候，奧匈帝國已經滅亡超過27年。

電影《粗獷派建築師》（The Brutalist）第一個震撼我的鏡頭，就是拉斯洛從難民船走出所見的第一眼，乃倒懸的自由女神像。這個鏡頭的靈感來源，據導演Brady Corbet訪談所說，來自美國建築家賴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作品，在電影裡遙相呼應的，是拉斯洛設計的社區會堂高不可及的鏤空十字架，以及存在拉斯洛心中集中營裡那無情的神。同時，我想到了奧地利作家約瑟夫·羅特所描述的「先王塚」——奧匈帝國歷代皇帝的埋骨之地。

也許因為我這夏天都在閱讀約瑟夫·羅特（ Joseph Roth，1894-1939），這個奧匈帝國最後的天才，知名度遠不及他的同代人茨威格、卡夫卡和穆齊爾，他壽命短促只活了45歲，熬過了一戰但未見到二戰的終結，平生著有十三部長篇小說和大量的短篇小說以及散文作品，主要作品有：《拉德茨基進行曲》、《先王塚》、《約伯：一個猶太人的命運》等。

在他的小說裡，那些經歷帝國末路的貴族、官兵和農夫，都柔弱、憂鬱、絕望，但同時保有孤傲、潔癖和藝術家一般的敏感，一如這老衰帝國本身，小說裡的代表就是特羅塔家族，一個由在戰爭中拯救了法蘭茲·約瑟夫皇帝的士兵特羅特獲封男爵所衍生出來的家族。

在《拉德茨基進行曲》的末尾，第三代特羅塔少尉沉浸在斐迪南皇儲被刺殺（就是我們都知道的一戰導火索）的悲傷中，當幾個上司肆無忌憚地嘲笑皇儲之死，他激動得以下犯上——「『誰要再說一句反對死者的話，』特羅塔少尉接着說，『我就斃了他！』」雖然他消沉、優柔寡斷得像個頹廢派詩人，但他是奧匈帝國榮光的最後捍衛者，不久之後以近乎自殺的方式死於前線哥薩克騎兵的狙擊。

不過，令我稍微驚詫的不是特羅塔少尉的孤勇，而是那幾個嘲笑皇室的軍官，他們是匈牙利貴族。一開始他們只是用匈牙利語說笑，當一個更為效忠皇室的斯洛文尼亞軍官要求他們講德語，匈牙利伯爵放聲說：「我要用德語說：我們，我的老鄉們和我，一致認為，那頭豬死了，我們可就高興了！」

匈牙利人對帝國的恨由來已久，奧匈帝國本來就建基於對匈牙利的併吞（五百年前就開始了），而最近一次欺凌是十九世紀中期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1849年法蘭茲·約瑟夫皇帝親征匈牙利，在前線險些被炸死——《拉德茨基進行曲》的開篇把這一事件後移了十年，讓最後一次親征意大利的皇帝，在索爾弗里諾戰役中遭襲，被特羅塔一世所救，開啟了整個末代史詩。

在這些匈牙利軍官的放肆和委屈中，我看到了1950年代身陷美國資本包圍中的匈牙利猶太人建築師拉斯洛的影子。二戰結束，取代一切帝國的，是美帝國。然後富有貴族精神的、正統包浩斯學院畢業的拉斯洛，打心眼裡瞧不起這些主宰他命運的暴發戶。

他第一個遭遇的傷害來自他的表哥阿蒂拉，一個已經改宗天主教的小傢俱商人。後者像極了《拉德茨基進行曲》裡的奈吉·耶內男爵——「雖然他毫無疑問出身於厄頓堡一個猶太家庭，雖然到了他父親手裏才買下一個男爵的封號，但是他仍然認為馬扎爾人是王朝帝國裏因而也是這個世界上最高貴的種族。他接受了匈牙利最低等貴族的一切缺點，成功地忘卻了他所出身的那個猶太種族。」

阿蒂拉接受了美國最低等資本家的一切缺點，成功地忘記了他所出身的匈牙利猶太傳統。他和他的美國太太一切務實，一開始就想利用拉斯洛的建築師身分在美國鄉下撈錢，而當拉斯洛強悍的藝術家個性和作品風格對地方富豪有所冒犯時，他們就及時止損用卑劣的誣蔑趕走了拉斯洛。

這時候電影的第二男主角，代表了美國最高等資本家的范布倫登場，范布倫的務實比阿蒂拉的務實高級，他急需前衛藝術的藍血給自己加持，但他本質上是瞧不起藝術家兼猶太人這雙重的邊緣身分的，因此他對拉斯洛恩威並施，既心血來潮般委託拉斯洛設計大工程，又不時予取予奪地對之羞辱，赤裸裸地提醒藝術家在資本面前不過是個擦鞋童、流浪狗。

經歷過集中營死裡逃生的拉斯洛，當然懂得什麼是堅忍、什麼是最後勝利的意味。他一直在庸俗的美國價值圍攻下堅持藝術底線，為了幾公尺的高度改動不惜以自己的全部酬勞來彌補超支，范布倫也一直將信將疑地「遷就」他。拉斯洛的反擊在這一幕達到最高峰，他為了採購完美的大理石，帶范布倫前往意大利礦區——那是從文藝復興時代就給歐洲藝術提供物材的聖地，同時又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游擊隊戰鬥過的地方，雙重神聖。范布倫未必知道這些，但他被大理石的美所震懾，把臉貼在石壁上呈現出性高潮一般的表情，這個鏡頭令人沉醉，又不寒而慄。

也許正是這讓范布倫察覺到拉斯洛以美對他的「征服」——我們的美國大亨怎麼能容忍這種僭越？電影在此出現了驚世駭俗的一幕，范布倫用最原始的「宣示主權」方式：雞姦，性侵了暈醉的拉斯洛。

拉斯洛幾乎被這羞辱擊倒，支撐著他繼續工作的，也許是在集中營中依稀信仰過的神，以及他尋找的新神：新的建築語言。在導演訪談中，我驚異地看到導演對另一個猶太倖存者：詩人策蘭的推崇，他說：「我非常喜歡保羅·策蘭和英格堡·巴赫曼的作品：他們的文字非常直接，卻又包含著一絲神秘感。他們有些表達結構需要一把鑰匙才能理解其含義。這就是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這種非常明確的事物和更為神秘、奇異的地方之間的平衡。」

策蘭挑戰阿多諾「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論斷的方法，就是創造新的德語、現代詩的德語，他打碎、重組、切割、嫁接語彙，哪怕晦澀難懂。而拉斯洛（以及其他倖存的粗獷派建築家）以象徵民間力量的粗糙、直接、神秘、原生性及與土地的結合，顛覆納粹美學的整肅、高雅、神話性與對希臘古典雄性美的推崇——美國清教徒美學是其保守變種。畢竟The Brutalist除了譯作粗獷派，還可以譯作野蠻派，寫詩是野蠻的說不定是禮失求諸野之道。

粗獷派與猶太人，兩種異端，在此匯合。雖然Brady Corbet駕馭這兩個主題都有點力不從心，純粹靠攝影與配樂彌補編劇上的不足，但意識到這一點實屬難得，我們也不必去深究電影裡的建築到底有多少粗獷派、多少包浩斯、還是多少路易斯康、多少安藤忠雄，粗獷派是一個隱喻，無論在納粹德國還是自由美國，它都是不合時宜的。

更何況，這部電影出現在2024年，川普主義（Trumpism）與「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甚囂塵上的時候，是對美國中心的一次大挑釁。去年的奧斯卡金像獎，評審團的意向傾斜向另一部貌合神離的電影《阿諾拉》，無疑是較為安全，畢竟阿諾拉留下來了，拉斯洛拂袖而去，最終回歸歐洲，在第一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奪回他被掩蓋的名聲。

當電影謎底最後揭盅，付出了極大代價的拉斯洛取得了最終勝利，他在種族主義者范布倫用以紀念其母親的地盤，建築了一個關於囚禁與自由的紀念碑，一如電影借他外甥女之口講述：「這座建築參考了他在布痕瓦爾德的時光，也反應了他對已故的妻子也就是我的舅母艾茲貝特的深深思念，在這個設計中他重構了集中營內部幽閉恐怖的牢房，完全還原了他當時身處的監牢的尺寸，不過有一個令人驚訝的例外，當訪客向上仰望時，他們頭頂上二十米高的那引人注目的玻璃屋頂，能夠喚起人們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個體意識⋯⋯」

《粗獷派建築師》最大的遺憾是編劇瑕疵多，線索和訴求多而往往落空。我常想這部電影如果編劇是約瑟夫·羅特，那該多好？畢竟約瑟夫·羅特這樣抓住了那個消逝的時代、時代的消逝的本質：「一切生物需要時間生長，一切消失的生命需要時間才能被遺忘。然而，一切存在過的生命物體都會留下它們的印跡。那時，人們是靠回憶生活，就如同今天人們是靠迅速徹底的忘卻來生活一樣。」這跟拉斯洛心目中的建築理想是一樣的：他相信他的建築能抵擋多瑙河的沖蝕，抵擋人類憤怒和恐懼組成的可笑洪流的不斷起伏翻湧。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