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國政府對台灣的國際打壓主要集中在外交承認、邦交國競逐，以及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等傳統外交領域，然而近年來，一個值得台灣高度警戒的變化正在發生：北京對台灣的施壓，已逐漸從外交場域深入各國的行政制度與日常治理。從護照、電子簽證、入境系統、航空飛越許可，到國際會議、跨國企業網站及台灣駐外機構，北京正試圖將其所主張的「一中原則」轉化為其他國家必須遵循的行政規則。

這代表中國對台法律戰的本質正在改變，過去北京希望各國在外交上「不承認台灣」，現在則更進一步要求各國在行政上「按照中國定義的方式對待台灣」。對台灣來說必須要對抗的標的，已不只是某一個國家是否在外交上承認台灣，而是在全球無數的國家或組織的行政制度中，究竟被如何分類、標示，甚至是台灣人民最基本的正常旅行與領事事務權益都受到更高強度的打壓。

目前國際社會所採取的「一中政策」並非具有單一、固定的法律與政治內涵，各國對台灣地位的政策也存在差異，然而北京近年真正積極輸出的，除了希望國際社會接受中國版本的「一中原則」之外，更進一步將其落實到各國行政制度中。

兩者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對許多國家而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不必然代表接受北京對台灣主權的所有法律主張，更不代表各國必須在每一項行政程序中，都採用北京指定的台灣名稱與政治分類。然而，北京正逐步模糊這兩者之間的界線，透過外交壓力、經濟誘因與行政手段，使各國即使沒有正式改變外交政策，也在實際行政運作中逐漸接受北京的政治定義。

例如，2018年中國民用航空局要求全球數十家國際航空公司修改官方網站及訂票系統中的台灣標示，就是典型案例，當時美國白宮甚至以「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Orwellian nonsense）批評中國對跨國企業施加政治壓力。與此同時，萬豪集團、Gap、Zara、MUJI等跨國企業也曾因台灣相關標示遭到中國方面施壓，要求修改網站、會員系統或商品資訊。

這些事件看似只是企業名稱或網站選項的問題，但它們顯示出最嚴重的地方在於，北京開始讓「一中原則」脫離外交部門，進入企業資料庫、航空系統與數位平台，不只是跨國、而且還是跨領域。如果說過去北京的策略是要求其他國家「不要承認台灣」，那麼現在的策略則逐漸轉變成要求全世界「按照北京定義的方式看待台灣」，而這正是制度化法律戰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中華民國護照之所以成為中國政府近年施壓的重要對象，是因為護照並不只是旅行文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實體對其人民身分與領事保護權的制度性確認。2016年肯亞將涉及電信詐欺案件的台灣籍人士遣送至中國，而非遣返回台灣，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問題不只是司法合作，而是當第三國面對台灣人民時，究竟承認哪一個政府具有相關領事及司法權限。當北京透過「一中原則」影響第三國對台灣人民的處理方式時，台灣人民所持有的中華民國護照，其背後所代表的領事功能也可能受到壓縮。

近年這種情況更進一步進入數位行政系統，2025年至2026年間，韓國電子入境卡及南非電子旅行授權（ETA）系統的台灣名稱問題，便顯示電子簽證、入境管理與數位政府平台已經成為新的政治競爭場域。

原本應該中立的行政系統，如今可能被賦予主權政治意涵，這也是北京策略最值得注意之處，它不一定需要要求每一個國家公開宣布「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能夠讓各國的行政資料庫、電子系統及日常程序逐漸按照這個前提運作，長期累積下來，就可能形成一套固定的國際政治現實，而且當行政慣例長時間持續，又可能進一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標準」。

2026年的變本加厲：從名稱問題進入實際權利與活動空間

2026年的多起事件，更讓這項趨勢更加明顯。今年3月，喀麥隆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將台灣標示為「中國的一省」；4月，模里西斯、馬達加斯加及塞席爾取消賴清德總統專機飛越許可；5月，巴基斯坦總理夏立夫於北京公開表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月，肯亞在第十一屆「我們的海洋大會」期間拒絕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代表入場；同月，南非電子旅行授權系統又將台灣標示為「中國台灣」。

今年7月，巴布亞紐幾內亞無預警宣布關閉台灣駐莫士比港貿易辦事處；而南非政府自2025年底起持續要求我國駐南非代表處遷離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亞，也顯示北京的壓力已不只是要求第三國修改一個名稱，而是進一步影響台灣官方代表機構的存在形式。

8月日本長崎和平典禮的座位安排，更具有高度象徵性。台灣代表被安排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區域，而非使節團區域，我國駐日代表李逸洋因此表達抗議並拒絕出席，改由福岡分處處長代表參加。另外最新的事件包括韓國光州雙年展的「台灣館（Taiwan Pavilion）」，從國家館的型式被改成美術館，還好後來在抗議與協調之後改了回來。

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在於它們已經超越單純的名稱問題，當台灣人民因為所持護照而無法參與國際會議，當台灣官方專機受到第三國飛越許可限制，當台灣駐外代表機構的活動空間受到壓縮，問題便已經涉及台灣人民的實際權利，以及台灣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的正常活動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套模式已經不再只針對台灣政府，而是逐漸涉及企業、公民社會、學術機構與國際組織，呈現出跨國壓迫（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又譯為「跨境鎮壓」）的特徵。

過去台灣面對中國施壓，主要還可以理解為兩岸之間的外交競爭；但當中國利用市場規模、外交關係及政治影響力，要求第三國政府或國際企業調整對台灣的處理方式時，受到影響的便不再只有台灣政府。例如：肯亞拒絕台灣代表持中華民國護照參加「我們的海洋大會」之外，2026年RightsCon相關活動也因涉及台灣人士與台灣組織而受到外部政治壓力，最終影響活動舉辦。若一場以數位權利與公民自由為主題、超過5,000人參與的國際活動，都可能因台灣議題受到政治干預，那麼問題便已超越兩岸關係，而涉及全球公民社會與民主治理的開放性。

這種影響最危險的地方，是它不一定需要中國政府每一次親自出面，只要第三國政府與企業知道「不配合中國可能產生代價」，便可能在中國尚未正式提出要求之前，就主動調整政策。久而久之，便可能形成一種「預防性自我審查」：企業不願在網站上使用台灣名稱，國際會議不願邀請台灣人士，政府機關避免讓台灣以具有政治意涵的方式出現。一旦這種現象普遍化，中國便不必逐一說服世界各國接受其政治主張，而可以讓其他國家的行政機關與企業替它完成規則的執行，這正是從外交壓迫走向制度性跨國鎮壓的關鍵一步。

面對這樣的趨勢，台灣最需要改變的，是過去「一個事件、一個部會、一份聲明」的應對模式。今天一個電子簽證的台灣名稱可能涉及外交、內政與數位治理；一個國際會議拒絕台灣代表入場，可能同時涉及外交、國際組織與領事保護；一個駐外代表處受到限制，又可能牽涉外交、經貿及國家安全，因此政府應建立跨部會的專責機制，由外交部統籌風險評估和啟動時機，並在國安團隊或政務委員層級建立快速協調機制，制定一套完整的反制流程，以增加北京方面的跨國壓迫成本，當然也包括第三國協助壓迫台灣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台灣必須重新向國際社會說明「一中政策」與「一中原則」的差異。北京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就是讓「一中原則」逐漸被包裝成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規範。但事實上各國的一中政策具有不同法律與政治內涵，並不必然代表接受中國政府對台灣主權的全部主張，更不代表第三國必須配合中國限制台灣人民使用護照、參與國際會議或設立代表機構。

而在這場對抗壓迫的競賽當中，調整「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政策對台灣而言似乎是更加地重要且急迫。台灣不能只依賴經貿往來，新南向政策過去透過貿易、投資、教育、醫療及人員交流，確實成功深化台灣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連結，但經濟合作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外交支持。面對中國日益將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台灣必須進一步推動國會外交、地方交流、智庫合作、媒體交流與青年培力，把經貿關係轉化為更深層的制度性互信。

總而言之，面對中國逐步將法律戰制度化、行政化及國際化的發展，台灣應提升外交政策的整體韌性，更加重視與理念相近民主國家的合作，並積極結合國際法、公共外交、智庫研究及媒體倡議，持續揭露北京利用行政程序壓縮台灣國際空間的作法，提升相關行為的國際政治成本。我們也應持續強化海外領事保護網絡及國際合作機制，確保台灣人民於海外仍能享有合理且不受政治因素干擾的旅行及領事權益。面對中國的跨國壓迫行為「制度化」，需要更多理念相近的國家一起來維護既有的國際秩序。

陳方隅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柏佑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