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韓國國會通過法案，拔除檢察官偵查權，不再是偵查主體，當然也就不能再指揮警察辦案！最值得台灣注意的，不只是把多少偵查權從檢察官手中移交警察，而是它終於願意追問一個長久遭司法威權掩蓋的問題：當檢察官既能偵查、又能指揮警察，最後還能決定是否起訴，這樣的權力配置，究竟是司法專業，還是權力套餐？
韓國的改革成果能否經得起考驗，仍須觀察；但至少韓國已經承認，檢警關係不是祖宗牌位，不能只因沿用多年，便永遠不准碰、不准問。
檢察官指揮或要求警察協助偵查，並非台灣獨有。然而，台灣值得反省之處，在於主要法治國家多把檢警關係納入刑事訴訟法整體規範，我國卻極為罕見地另立一部名為《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的專法。現行條例仍以檢察官「調度」司法警察為基本架構，法規名稱本身，就透露出一種古老的權力想像：檢察官是偵查中樞，警察則像人力、車輛與設備一般，等待上級安排配置。
尤其荒謬的是，在今天的刑事司法實務中，第一時間受理報案的是警察，趕赴現場的是警察，調閱監視器的是警察，追查金流、分析通聯、執行數位鑑識、跨境交換情資的，仍然是警察。許多案件移送地檢署以前，犯罪事實、嫌疑人身分與主要證據，早已由警方完成初步建構。
可是，一翻開法律，檢察官才是偵查主體；一打開新聞，治安責任卻全都是警察的。詐騙增加，警政署長要檢討；槍擊發生，警察局長要下台；毒品入侵校園，基層員警要加強查緝。至於依法主導偵查、掌握起訴權的檢察體系，往往像是坐在司法包廂裡的貴賓：案件辦得好，是檢察官指揮有方；治安變差，則是警察防制不力。
真正現代化的檢警關係，應該是專業分工，而不是司法階級。警察依法律自主進行一般犯罪偵查，檢察官負責起訴判斷、程序合法性監督、補充偵查及重大案件整合；涉及強制處分，再由法院進行令狀審查。如此既能維持制衡，也能使權責相符。因此，《調度司法警察條例》是否仍應獨立存在，確有全面檢討必要。
更重要的是，治安不應只是警察的單科成績。詐欺案件的起訴品質、不起訴原因、證據補正效率、重大案件偵查期間與被害人權益保障，都應納入檢警共同治理的評估。
韓國的改革，不一定適合原封不動移植台灣，但它至少提醒我們，制度的尊嚴不在於它多麼古老，而在於它是否仍有能力解決今天的問題。（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