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指出,从中共的法律架构来看,台湾人的处境更为脆弱:台湾人甚至不需要经过任何“恢复国籍”的行政手续,中共当局在法律上早已预设对你拥有完全的管辖权。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镜报”发表文章《捕蝇草的盛宴——中共“强制恢复国籍”的荒诞与冷酷》,作者李志铭评论近期在网络社群与海外华人圈广为流传的一起案例:一名移居日本13年的华裔企业家,名下经营7家企业。他在7月初带领一家5口回中国探亲,7月下旬准备搭机返日的前5分钟,于登机口前被拦下,被关押于“小黑屋”,并被强迫在摄影机镜头前,口述并录下“本人志愿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的誓词。几天后,他收到了一张强迫恢复国籍的证明文件,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与支付宝随即遭到全面冻结。
文章认为,这个看似荒诞的个案,并非单纯的偶发暴力,而是中共近年来将国家主权作为强制工具、向外延伸管辖权的极致体现。文章回顾了从桂民海到富察的案例。铜锣湾书店案中,拥有瑞典国籍的桂民海在泰国失踪,随后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认罪”;两年之后,中国官方发布了一项令国际外交圈震惊的声明:宣称桂民海已“自愿申请恢复中国国籍”。桂民海随后被以“非法提供情报”判刑10年,沦为无法享受外国领事保护的囚徒。
曾为台湾出版界带来丰富多元亚细亚视野、出版大量人文历史书籍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本名李延贺),于2023年3月赴中探亲时遭到上海国安单位秘密拘捕。随后他被当局依“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即便他在2025年5月已服满主刑出狱,却因仍须执行为期一年的“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目前依然被限制出境、滞留于中国大陆,无法回到他在台湾的家与事业。
作者认为,这种借由宣称国籍管辖来阻绝外国使领馆领事保护的作法,实质上将国籍转化为一种剥夺个人资产与人身自由的合法化工具。作者强调,从中共的法律架构来看,台湾人的处境其实处于一种更为脆弱的“法治悬崖”。在中共的法律预设中,本就不承认中华民国护照与中华民国主权的存在。台湾民众在进入中国大陆的那一刻起,在当局的行政与法律逻辑里,直接被认定为“中国公民”。这意味着,台湾人甚至不需要经过任何“恢复国籍”的行政手续,当局在法律上早已预设对你拥有完全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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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上报”发表评论《2027真正改变台海战略平衡的是AI》,作者周宇平认为,面对中共军队的战略转型,美日台三国应建立具备AI、通信、电子战、反无人机与韧性网络整合能力的新防卫体系。
作者认为,面对中共军队的战略转型,美日台三国的共同挑战并非盲目追求更多AI,而是建立具备AI、通信、电子战、反无人机与韧性网络整合能力的新世代防卫体系。其中,美国应该打破高价值平台迷思,加速量产与边缘封锁。日本则着重于第一岛链前缘的分散部署与反蜂群打击能力。台湾则需要摆脱传统建军迷思,克服制度与战术通信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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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节目“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讨论中国政府为何系统性压低工人工资。
袁莉说,今年说的最火的就是台湾和韩国,因为他们都是生产、出口半导体的最重要的基地。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工人工资,尤其是韩国海力士、三星发的年终奖,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传遍了,大家都非常眼红这些公司给他们工人发了上百万的年终奖。在中国,大家不太能够想象会有这样的好处。黄亚生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里写到,从90年代中期起,地方政府每年都会给企业定一个工资增长的上限和下限,业绩好的企业才能涨到上限附近,业绩差的企业可以冻结工资甚至降到下限以下。
黄亚生认为,这些政策是一种保护企业的措施,而不是保护劳工的措施。这是这么多年来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形成的一个惯性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降低劳工的工资或者是不让它过度增长是对经济有好处的。从直觉上讲,很多人是同意这个的。但是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明白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一个消费者反过身,他就是一个生产者。如果你给他很低的工资,就没形成消费需求。经常有些学者赞扬中国 发展模式,他们觉得中国人的储蓄率高,耐苦耐劳、愿意工作,愿意加班。我可以同意他们对这方面的赞扬,但是你生产的东西总要有一个地方卖,功劳是归谁啊?需求方在哪里?需求显然不是因为孔夫子的勤劳而形成的。陈志武写过一本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裕,他这书名起的非常好,勤劳是一个产出的概念,富裕是一个需求的概念。
黄亚生说,中国很高级的经济学家认为,不要考虑消费什么的,就是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去想的。因为投资最后要形成产品,最终还是得要消费。如果你自己没有形成消费能力,必须在别的国家有消费的能量的前提下,你这个模式才能够成功。其实某种意义来讲,过去像台湾、韩国都是依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很快就走出来了。他们那么小的经济体,跟中国没法比,他已经开始某种程度上是靠内需发展了。中国现在正在建成马克思害怕出现的那种经济,就是产能过剩、内需不足、通货紧缩、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新高,比如说2025年达到1.2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