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於北京時間2026年8月12日11時06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7歲。
朱鎔基曾在「反右傾」運動中被開除黨籍，文革過程中下放勞動，改革開放後回到中央經濟主管部門任職。1989民運後，朱鎔基接替江澤民成為上海「一把手」，任內推動上海浦東新區的建設和發展。
朱鎔基在副總理及總理任上，前後12年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在中國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都推行改革——改革國企、放鬆匯率管制、放開房地產市場、實施分稅制、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整體上往市場經濟的方向邁了一大步，也由此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發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
改革過程中，朱鎔基也因為造成大量國企工人下崗而受民間批評。但在經濟學家看來，他任上推行的改革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之後幾屆政府鮮有突破。
有民調反映，朱鎔基是中共少有的官聲頗佳的頂層官員。截至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1月最後一次發佈「兩岸政治人物民望榜」，朱鎔基雖已退休多年，依然連續12年第22次居於榜首。
中國官媒新華社的通告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新華社稱：「朱鎔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一生」。
朱鎔基的一子一女都在國有金融機構任職高管。其子朱雲來曾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CEO十年，該公司承辦了中國大型國企海內外融資上市的金融服務；其女朱燕來於2013年4月任中國銀行香港公司副總裁。
圖像來源，BBC News Chinese
1928年10月23日出生的朱鎔基，1947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之際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年後大學畢業，朱鎔基即進入體制，任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開啟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經濟官員生涯。
1950年代中國掀起「反右傾」運動，朱鎔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成為五十五萬「右派」中的一個。
在1988年的一次講話中，朱鎔基回憶，「在『大鳴大放』（1957年）的時候，同志們說，你是黨組領導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裏面講了3分鐘，但出言不慎……到1958年1月就把我劃為右派了。但是對我的處理還是非常寬的……我被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開除黨籍之後，還繼續留在國家計委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朱鎔基還是沒能逃過被下放的命運，在國家計委農場「五七」幹校勞動五年。
二十多年後朱鎔基履新國務院總理的新聞發佈會上，他被外國記者問及自己的「右派」歲月，朱鎔基回答，「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這件事情。」
在「五七」幹校勞動五年後，1975年朱鎔基回到中央，任石油工業部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的辦公室副主任，職級副科。
朱鎔基大學畢業的第一個職位就是副科級，動蕩的政治環境中，他起伏不定，二十四年過去，還是副科級，這一處境也與他日後在仕途上火箭躥升，形成鮮明對比。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錯劃朱鎔基為右派的問題得以糾正，同時恢復他的中共黨籍和職務，朱鎔基回到國家經委，任國家經委燃料動力局處長、綜合局副局長。
此後十年間，他逐步至擔任國家經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朱鎔基完成了從副科到副部晉升，成為中國經濟領域的主要官員之一。
1987年底，已經年屆60的朱鎔基首次調離中央部門，到地方主政。朱鎔基先是調任上海任市委副書記，次年4月就任上海市市長。
就任上海市長不足一年，「八九民運」爆發，上海也爆發大規模抗議。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各地爆發一場歷時近兩月的民主抗議運動。6月4日凌晨，中共動用武裝部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清場」，軍隊向學生和市民開槍，導致數百或者更多人死亡。
在其著作《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中披露彼時他的態度——在1989年5月22日《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和6月8日《上海不能亂》兩次對上海市民電視講話，以及之後政府內部的會議文稿中，朱鎔基力主用不同於北京軍管的手法，拒絕出動軍隊和警察，以避免將矛盾激化。
他表示，「上海亂的程度與北京不同，我們從未想過要動用軍隊，上海有508萬工人，還要軍管幹什麼？……不要引起群眾恐慌。」
朱鎔基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上海短暫搭檔僅一年多，「八九民運」後，江被火速召喚入京，進入核心權力層。朱鎔基則順勢接任市委書記一職，開始全面主政上海。
離京不到兩年，朱鎔基已成為中國最重要工業城市的一把手。而在這座城市，朱鎔基最想做的就是開發黃浦江以東，建設浦東新區。
甚至在成為這座城市的市長之前，朱鎔基已有開發浦東的想法。
根據《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第一次提及「浦東開發」是在1988年4月25日，當時朱鎔基是作為市長候選人發言，「目前我們的希望是開發浦東，黃浦江上面多建幾座大橋，把工廠、人口向浦東疏散，這樣舊市區才便於改造。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東是上海未來的希望，那邊要建設一個『新上海』，以減輕『老上海』的壓力。」
放眼當時的中國，內部經濟問題凸顯，再加上國際社會因「六四事件」的制裁，1989年和1990年連續兩年經濟低迷，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GDP增長速度放緩。而上海更甚，GDP增速甚至沒到4％。中國經濟從過熱一下子陷入失速的境地。
因此，進入1990年代後，無論就上海本身而言，還是考慮到整個中國，開發浦東都變得愈發急切。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回憶，當時還是外交官的他受朱鎔基邀請，到市政府所在的外灘老匯豐銀行大廈，聽到上海將開發浦東新區的消息時，他望向窗外，黃浦江那邊什麼都沒有，心裏不禁想「朱鎔基肯定在做夢」。
陸克文隨即感慨，從後來的發展看，這個「夢」實現了。
改革開放後，雖然中國政壇推倒「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逐漸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共識，但建設經濟的具體方式依然存在爭論：一邊是以鄧小平為首，主張市場經濟的「改革派」；另一邊是以陳雲為首，主張計劃經濟的「保守派」。
這種一分為二的政治格局被不同的學者稱為「一山二虎」或「雙峰政治」。
經歷1988年「物價闖關」引發的通貨膨脹，以及「六四事件」中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失勢，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大受打擊。再者東歐巨變和「六四事件」被一些黨內人士認為是改革引起，因此發起攻勢，聲稱改革每推進一步都要「問一問是姓社（社會主義）還是姓資（資本主義）」。
鄧小平在這個關鍵時刻力挺朱鎔基。中國官媒人民網的一篇報道中揭示，1990年春節，鄧小平在上海過年，朱鎔基拜年時提到，希望像深圳一樣，開發浦東。鄧小平回京後吹風，「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開發浦東的計劃因此很快得到批覆。
之後一年朱鎔基也在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和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的最後鬥爭中，為後者助攻。1991年發生「皇甫平」事件——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形式，連續發表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非正式地傳達了鄧小平的思想觀點。一石激起千層浪，輿論場上，對「姓資姓社」的批判和支持之聲，沸騰不已。
第二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姓資姓社」的爭論一去不返，中國走上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雙峰政治」時代隨之結束。「皇甫平」事件也被認為是南方講話的先聲。
朱鎔基雖然在上海只待了短短四年，但是與鄧小平的互動，使其改革能力得到認可，直接使他進一步邁入核心權力層。
「皇甫平」事件之後僅僅幾個月，全國人大七屆四次會議補選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
一年後召開的「十四大」，朱鎔基從中央候補委員，直接進入政治局常委。
「破格」程度非常罕見。朱鎔基從1987年國家經委副主任（副部級），到1992年正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僅僅五年。
在英美的政治語碼裏，「沙皇」（Czar）是個非正式稱呼，主要指被首相或總統任命，專門對某個領域負責的官員。比如一戰時，美國威爾遜總統任命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負責戰爭工業委員會，他也因此被稱為「工業沙皇」（industry czar）。
在這個意義上講，1991年朱鎔基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之後的十二年間，他是中國名副其實的「經濟沙皇」。
在朱鎔基成為「經濟沙皇」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已走過十二年，經歷了經濟路線的爭論和突破，經歷了經濟特區和農業「包產到戶」的嘗試，也經歷了「六四事件」的震顫。
經濟雖然高速發展，但是「三角債」、「非法集資」、「財政拮据」、「國企衰蔽」、「產權爭議」等問題積弊嚴重。
朱鎔基主政的十二年，幾乎在當時中國經濟的所有領域都推進了強力改革。
比如，當時中國財稅體制極其落後，各省上繳積極性低，1992年中央財政赤字1000億元，甚至到了有機關沒錢發工資的地步。朱鎔基決定「分灶吃飯」，與地方政府按稅種和比例進行分稅制改革，「國稅」與「地稅」的分野產生。中央財力充足，財政投資也成為刺激經濟不可小覷的力量。
再比如，朱鎔基力排眾議進行匯率改革，革除官方匯率與調集市場匯率的「雙軌制」（兩者相差超過30%），外匯黑市消亡，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的外貿優勢凸顯，廉價的勞動力推動中國走上「世界工廠」的道路。
與此同時，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過進行艱難而漫長的談判之後，中國終於納入了世界貿易體系。
朱鎔基的各項經濟改革政策劇烈地改變了中國。1998年，履新總理的朱鎔基在記者會上，點名要給鳳凰台吳小莉提問的機會。後者問，「外界稱你是『經濟沙皇』，你喜歡這個稱呼嗎？」朱鎔基說，「我不喜歡這個稱呼。」他接著說，「但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當年，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外貿因此受阻，經濟增長從兩位數掉到8.8%。此背景下，房地產改革被朱鎔基提上日程。
在朱鎔基看來，拉動內需最好的方法就是激活房地產市場，房地產產業鏈很長，涉及行業多，建材、化工、鋼鐵等都會受益。「轉正」四個月後，朱鎔基領導下的國務院正式宣佈，福利分房年代結束，住宅商品化時代開啟。
之後十多年，房地產市場成為拉動中國內需的火車頭，但也伴隨著「房價暴漲」、「土地財政」等頑疾，甚至產生「強拆」一類的次生問題。
雖然伴隨著不少副作用，但朱鎔基至此已為中國經濟成功打造出「三駕馬車」——分稅制改革盤活財政，使投資成為一架馬車；匯率改革、加入世貿，使外貿成為一架馬車；房改推動消費成為一架馬車。
此後，中國保持了超過十年「低通脹、高增長」的經濟奇蹟。
當年與朱鎔基一同被打為「右派」的經濟學家茅於軾後來評價，中國經濟改革走上成功的發展道路和朱鎔基大刀闊斧的經濟政策是分不開的。
卸任十年後，德新社（DPA）曾援引和朱鎔基有接觸的人士稱，朱鎔基認為，繼任政府只是收獲了他執政時的功績，但本身沒有什麼新的建樹。
貫穿朱鎔基經濟改革生涯的，恰恰是一個中國特有的問題——如何改革國有企業。
在朱鎔基成為「經濟沙皇」伊始，數十萬國有企業如「一灘爛泥」，效率低下，虧損面不斷擴大，負債連年增長。
此時的朱鎔基對國企改革的思路，已經從此前的經營體制改革，變為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切入點，也從給國有企業負責人多大權力，轉變為國企應在在某些無關國計民生、市場競爭已經形成的領域退出。
換言之，就是通過「抓大放小」的方式區別對待。朱鎔基受到韓國模式的啟發，認為韓國的金融與實業融合的大型財團，助力該國在短短幾十年間成為首屈一指的工業國。中國應該按此模式，培養國有企業。
然而，1997年金融危機來襲，中國人眼中的「好學生」韓國卻在危機中倒閉不少。韓國大宇集團最終巨虧倒閉，創始人金宇中也出走美國。
國企改革的路徑只好再次轉向，朱鎔基認為國企應該接著退，在所有完全競爭領域，國企都應該退出，只在自然壟斷型行業保留，比如電力、石油、軍工、航空、保險、銀行等。
退出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副作用帶來的痛感也更加強烈。據統計，在這輪國企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達到1500萬人。
沿海地區，不少人紛紛「下海」，出現「先富起來」的人；還有一批人在中小國企退出的過程中，利用不明晰的產權規則，攫取資源，成為「暴富起來」的人，他們身上也背負著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原罪」。
經濟崛起的陰影面，下崗職工則為生計愁，衍生為新興的城市貧民階層，他們在國企退出過程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補償，當時的社會保障制度也遠遠難稱完善。
這些人無疑成為這一輪改革的犧牲品。以至於在下崗工人的口中流傳：「朱嘴一張，工人下崗」，折射該群體對朱鎔基怨念頗深。
正因為如此，在不同人的口中，這位「經濟沙皇」的改革之路，面對著截然不同的評價。
朱鎔基近年鮮少公開露面，最近一次出席公共活動，是7年前2018年10月在北京會見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當月正逢他90歲大壽。在這之後，朱鎔基便連續缺席中共建政70周年、建黨百年慶祝大會、中共二十大、2025年九三閱兵等活動。
在中國官方語境中，他被看作是後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實操者，通過鐵腕改革，衝破意識形態的藩籬，建立起中國獨有的發展模式。
在體制外的批評者中，有的認為他其實依然是計劃經濟時代走出來的「經濟官僚」，計劃經濟思想依然嚴重，很多鐵腕政策背後罔顧法治，犧牲個體利益。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其書中評價，朱鎔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但他確乎是一位傾力重塑中央權威的經濟集權主義者。
西方話語體系則給朱鎔基冠以「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之名，比喻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背後隱隱包含的希望是，他的「資本主義改革」能帶來經濟繁榮，繼而倒逼中國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
朱鎔基沒有公開進行過自我評價。但2000年3月兩會的記者會上，一位丹麥記者問他，希望中國人在他離任後記住他的什麼？
朱鎔基回答，「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