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名兒少性犯罪的倖存者向加害人提告，卻因超過追訴期，無法透過法律伸張正義。憲法法庭昨（8/14）日判決舊《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違憲，卻特別點出，本件憲法判決不適用於「追訴期已屆滿但還在打官司」的兒少性犯罪。大法官呂太郎出具意見書，直言兒少性犯罪是對被害人「靈魂的侵害」，也嘆判決結果是「選擇性正義」。但大法官蔡彩貞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依照過往《刑法》第80條規定，強制性交罪、強制猥褻罪等性犯罪的追訴期，都不超過20年，導致許多年幼時期遭性侵害的被害人，在多年後鼓起勇氣提告，卻因罹於時效讓加害人逃過懲治。為此，立法院7月修正《刑法》，規定性侵害相關犯罪的追訴期，應從被害人年滿20歲開始計算，但新法不適用於追訴期已屆滿的兒少性犯罪案件。
有11名兒少性犯罪的被害人，因提告罹於時效被法律拒之門外，一路打官司打到憲法法庭。而憲法法庭自前（2024）年起陸續受理這11人提出的13件聲請案，終於在昨日作出關鍵判決，認定舊的追訴期規定違憲，並將這13案全數發回原法院重新審理，讓這11名被害人的苦難，終於有機會被司法看見。
憲法法庭明確指出，這13案雖然不適用新法，但原法院必須參照新法規定，於被害人年滿20歲時開始計算追訴期。但不同於這13案，憲法法庭特別強調，為了維護法秩序的安定性，其他已經罹於時效的兒少性犯罪，無論是否已提告，都不適用本件憲法判決。
對於本件憲法判決的結論，大法官呂太郎出具協同意見書。
呂太郎指出，這13案涉及妨害性自主、性隱私、性剝削等性犯罪罪名，依照2005年修正前的《刑法》規定，追訴期為20年或10年。他認為，這段期間其實不算短，通常足以讓被害人有充足時間提請國家機關追訴、審判，一般而言沒有侵害人民訴訟權的問題，因此，被害人本來不能以時效消滅當理由，主張自己的聲請被駁回或被判免訴，進而請求憲法法庭審查相關裁判的合憲性。
不過，呂太郎表示，這13案涉及的性犯罪，不僅侵害被害人身體、自由、性自主或性隱私等人格權，更是對於被害人「靈魂」的侵害，是極為特殊且嚴重的犯罪。他感嘆，這類案件的被害人經常欠缺受侵害的意識，或雖然有意識，卻無法即時申告，造成無法請求國家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的結果，嚴重被剝奪《憲法》保障的訴訟權。因此呂太郎認為，合理延長時效，有其《憲法》依據。
不過，對於憲法法庭排除其他兒少性犯罪的作法，呂太郎指出，根據《憲法訴訟法》第38條及第53條，憲法判決有全面的拘束力，某項法規範一旦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且立即失效，法官就不能再用違憲的法律審理尚未終結的案件，應該依照相關憲法判決的意旨作出裁判。
呂太郎批評，本件憲法判決一方面打著保護被害人訴訟權的大旗，一再強調兒少為性犯罪被害人時，應受國家特別保護；另一方面卻無視《憲訴法》第53條的規定，對判決效力給予限制，讓尚未向憲法法庭聲請釋憲的兒少性犯罪被害人，必須忍受法官適用違憲的法律，阻擋她們請求救濟，「如此中途半端的選擇性正義，不免讓人有為德不卒的遺憾。」
不過，相對於呂太郎的意見，大法官蔡彩貞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蔡彩貞在協同意見書中指出，她雖然贊同多數大法官的結論，但無法認同憲法判決諭知本案13件聲請案發回原法院的同時，還附帶諭知原法院要依新法規定，於被害人年滿20歲才開始計算追訴期。
蔡彩貞認為，追訴期是追訴犯罪的前提，一旦追訴權時效屆滿，國家就不可以再追訴並行使刑罰權，因此，追訴期的規定對犯罪行為人的重要性，與處罰犯罪的規定差不多。她指出，追訴期已屆滿的案件，如果適用延長追訴權時效的法律，與回溯創造犯罪的可罰性沒什麼不同，這類溯及既往的作法，基於「法治國原則」與維護法安定性、信賴保護的需要，應該禁止。
蔡彩貞強調，舊《刑法》追訴權時效的規定，沒有考慮到兒少性犯罪「延遲揭露」的特性，是立法不完備與違憲的瑕疵，這是國家的失職。她認為，包括這類案件的被告在內，所有人民都沒有預先判斷法律是否違憲的能力或義務，如果因為法律違憲，而在權衡誰比較值得保護時，作出人民對法律的信賴比較不值得保護的評價，將導致國家的失職由人民來承擔的矛盾結論。
蔡彩貞表示，立法院7月修法時，已透過附帶決議要求法務部借鏡外國經驗，針對《民法》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及《國家賠償法》的配套修法提出研議報告，顯然有意強化其他保護被害人的途徑。她認為，立法院的附帶決議也顯示，本件憲法判決的「附帶諭知」，不是讓被害人獲得有效權利救濟的必要手段，也欠缺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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