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了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稅制改革，大幅提高了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降低了地方政府在全國財政收入中的佔比。此舉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項改革的推行者正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央行行長的朱鎔基。

《新蘇黎世報》文章以中國問題特約記者2010年親眼目睹的發生在北京郊區的官員與村民之間的激烈爭執為例，回顧了稅制改革引發的後果之一："各縣市當時大規模征收農民土地——使用暴力並非罕見——並將其出售給房地產開發商用於建設住宅小區。地方政府則利用這些收入來充實空虛的財政。當時，各縣市資金匱乏，其根源在於1994年實施的一項稅制改革。這項改革的推行者是一位重要官員——無論當時還是現在，許多人都視其為繼鄧小平之後中國最具改革意識的政治家：朱鎔基。"

文章援引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分析師寫道，朱鎔基意在加強北京方面的權力，而且成功了。1994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較上一年翻了一番。然而，這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尋找新的收入來源："地方政府需要資金來刺激當地經濟發展。他們熱衷於修建橋梁、火車站、高速公路和機場，並向在當地投資的外國企業提供補貼。因此，他們越來越多地征用農村居民的土地，導致農民失去家園和耕地。到2020年，土地出讓收入已佔到地方政府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文章援引總部位於香港的智庫"中國觀察"（China Perspectives）的一項研究寫道，"2004年至2014年間，43%的村莊發生過土地征收事件，估計有4000萬中國公民直接受到影響。其中，60%的人後來面臨著非常艱難的生活處境。"文章還談到，盡管北京方面出台了要求向被征地農民提供補償的法律法規，但一些地區仍然上演了慘烈的悲劇，比如一些農民選擇自殺。

文章也提到朱鎔基稅制改革的其它影響，如土地出讓激增間接引發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以及"削弱了原本具有分散性特征的農村信用社的自主權。"文章說："一位常駐北京的知名美國經濟學家指出，朱鎔基推行的是一種以首都為中心的高度集權政策......農村地區的經濟增長勢頭放緩，收入增長面臨壓力，進而影響了私人消費。20世紀80年代，私人消費佔經濟產出的51%；在朱鎔基執政期間，這一比例降至46%；如今，該比例已降至39%。這是國家在中國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一個表現。"

《商報》發表標題為"中國經濟正在一分為二"的文章，聚焦中國濟體面臨的復雜多面的景象："一方面，中國某些面向未來的產業正經歷繁榮發展；另一方面，傳統經濟依然疲軟。新加坡經濟學家陳光炎（Tan Kong Yam）因此指出，中國內部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形態。一種是以人工智能、電動汽車、電池、機器人技術和半導體為引領、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技術驅動型經濟；另一種則是步履維艱的傳統經濟，其特征包括房地產行業陷入危機、地方政府債務高企、人口萎縮、私人消費低迷以及市場情緒脆弱。"

文章認為，這正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即"該國的技術崛起已不再自動轉化為更廣泛的繁榮"。

文章說，中國官媒的報道主要聚焦於中國"新經濟"領域的成功故事，但是，"盡管存在這種引導輿論的企圖，但中國經濟學界內部仍湧現出激烈的爭論：人工智能熱潮究竟主要是讓少數科技巨頭受益、而普通家庭收入卻停滯不前，還是能迅速轉化為更高的生產力、更優厚的薪資以及更廣泛的繁榮。

文章援引中國經濟學家蔡昉指出，"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效率與生產力提升，必須與通過分享及財富分配進行平衡。"蔡昉因此倡導擴大社會保障體系，強調必須共享"生產收益"。文章寫道，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劉世錦也呼籲大幅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特別是農村人口的收入："這種差距在養老金發放水平上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位經濟學家指出，約1.8億養老金領取者——其中大多數居住在農村地區——的月均基礎養老金僅為249元人民幣（約合32歐元）。這與城鎮退休人員的待遇形成了鮮明對比：城鎮企業退休人員的月均養老金則超過3000元人民幣（約合390歐元），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月均養老金在6000至7000元人民幣（約合770至900歐元）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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