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高峰會（美聯社）
高層重新握手、航班重新起飛，但印度民眾對中國的疑慮仍在；當兩個亞洲大國試圖把關係拉回正軌，真正棘手的問題恐怕不是外交桌上的一句「增進互信」，而是兩國人民願不願意重新認識彼此。
8月25日，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在北京分別會見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與外交部長王毅，並共同主持第25次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談。印度駐華大使館隨後表示，雙方討論了擴大雙邊合作、維持邊境和平穩定，以及推進邊界劃界工作等議題。這是中印官方關係自2024年下半年起逐步修復後的最新進展。
印度希望維持「戰略自主」，尤其在美國關稅與外交政策不確定性升高的情況下，更不願意把自己完全綁在華盛頓的戰略軌道上；中國則有降低邊境風險、維持經貿往來與穩定亞洲地緣政治環境的需要。
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後，中印關係陷入長達四年的軍事對峙與外交僵局。轉折點出現在2024年下半年：同年10月，習近平與莫迪在俄羅斯喀山金磚峰會期間會晤；2025年，莫迪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再次與習近平見面。此後，雙方逐步恢復高層交往與邊境問題溝通。
金磚國家與全球南方則為兩國提供了合作平台——印度今年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中國明年接任。經濟層面，印度雖推動「印度製造」降低對華依賴，但在電子零部件等領域仍高度依賴中國。
印度外長蘇杰生8月22日公開表示，印度在建設自身製造業的同時，「必須與中國做生意」。對北京而言，緩和關係有助降低邊境風險、維持經貿往來，並管控長期競爭。
然而，官方層面的「回暖」並不意味互信已恢復。邊界爭議仍未徹底解決，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議題也持續敏感。王毅近年多次強調「恢復互信」「增進互信」，本身就反映雙方仍存戰略疑慮。
2020年邊境衝突留下的傷痕，至今仍沒有真正消失。印度社會對中國的安全疑慮，與中國社會對印度的戰略警惕，也已經透過新聞、社群媒體與政治論述，逐漸沉澱成固定印象。
即使兩國外交官已經重新坐到談判桌前，印度民眾心中的「中國問題」，仍然首先是一個安全問題。
印度直到2025年7月24日才恢復向中國公民發放旅遊簽證（初期僅限駐華使領館管道），同年10月26日中印直航正式恢復——首班由印度靛藍航空（IndiGo）執飛加爾各答至廣州航線。隨後，德里—廣州、上海—德里等航線陸續開通，印度航空更計畫2026年2月起恢復新德里—上海直飛。印度方面在2025年11月進一步宣布「全面恢復」中國公民旅遊簽證，將辦理範圍擴大至全球駐外使領館。
相較之下，中國對印度公民的簽證發放相對積極。中國駐印度大使徐飛洪2025年9月表示，截至當年9月22日，中國駐印使領館已向印度公民簽發超過26.5萬份簽證；而疫情前的2019年，約有35.9萬名印度公民赴華。中國遊客赴印的恢復則更慢，2025年全年數據尚無完整統計。印度香客赴藏朝聖活動雖已重啟，但整體人員交流規模仍遠不及衝突前。
2025年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僅21%的印度受訪者對中國持正面看法。另一項調查則指出，約三分之一印度受訪者將中國視為本國面臨的第二大威脅，僅次於巴基斯坦。安全疑慮持續主導印度社會對華觀感——邊境摩擦、國安議題與戰略競爭，仍是印度輿論審視中國的主要框架。
中國人將印度人的種姓制度看作是印度社會中難以抹去的一種落後問題。同樣，這類影片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採取隱晦的傳播方式，即使在嚴厲的網路審查下，這樣的影片依舊不會下架，反倒容易獲得流量，類似影片的一個核心論點就是「中國人最優秀」。
過去一年，關於「印度遊客大量湧入中國」「印度人不文明」等討論頻出，部分內容甚至將個案上升到簽證政策與兩國關係層面，連中國駐印度大使也成為批評對象。
黨媒《澎湃新聞》曾刊文呼籲勿因少數人行為否定整個國家，更不應借此搞排外主義；中國駐印度大使館隨後轉發該文，可見官方也意識到網路情緒的負面外溢。
中印同為文明古國，歷史文化交流悠久。印度電影曾在中國年輕人中頗具影響力——《三傻大鬧寶萊塢》《摔跤吧！爸爸》都曾創造現象級票房；2005年，印度經濟學家更提出「Chindia」概念，想像中印製造業與軟體服務互補的合作前景。
2020年邊境衝突，成為兩國民間觀感明顯轉向的轉折點：中國部分網民逐漸將印度與「邊境競爭者」「美國潛在夥伴」連結。
這場「官方趨好、民間滯後」的現象並不罕見。大國關係中，戰略利益可以促成暫時和解，但歷史記憶、安全敘事與網路輿論，往往成為更深層的制約。對印度而言，中國既是經濟夥伴，也是潛在威脅；對中國而言，印度既是全球南方的合作對象，也是地緣競爭中的變數。
雙方若想讓官方修復真正「落地」，勢必得正視民間互信的赤字——避免邊境爭議激化民族主義情緒、增加實質文化交流、遏制自媒體的標籤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