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的告别式週五在台北举行，门口的连侬墙上，许多港人写下给“Uncle Lam”最后的道别。DW与林荣基的几名旧识好友聊了聊他们记忆里的林荣基与铜锣湾书店——有人在他的书店“找回在香港的感觉”，有人崇敬他对阅读的热爱以及反抗精神。
（德国之声中文网）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的告别式，週五（7月31日）在台北的济南教会举行。他2019年从香港移居台湾，隔年重开书店；今年7月2日，他因癌症在台北逝世。
林荣基临终之际，在台港人汤伟雄是陪伴在侧的十多位港人之一。告别式这天，他把一枚黄丝带磁铁，留在教会门口为林荣基设置的连侬墙上。
一位过去曾受林荣基照顾的年轻港人，在连侬墙留下自己做的小卡片，正面设计成电影场记板的模样，背面写著他想对林荣基说的话。
“他曾告诉我，如果他不做书店老板，就要去拍电影，还写了剧本。”这位不愿具名的港人说，林荣基曾想以他自己的故事为基础，拍爱情和政治题材的电影。“但如果真的拍，我想他大概会NG很多次吧。”这位港人笑著回忆他所认识的“Uncle Lam”。
告别礼拜上，因应来自中国的“跨国镇压”风险，教会不忘准备口罩在现场发放，保护不愿暴露身分的港人。
在粤语的诗班歌声中，偶尔可以听见细微的啜泣与呜咽。仪式尾声，林荣基的长子代表家人致词，跟父亲道别：“亲爱的爸爸，谢谢您一生的教导与陪伴，谢谢您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做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失去诚实；人生可以困难，但不能放弃良知……爸爸，一路走好。”
主办告别式的牧师黄春生说，林荣基“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乡”，于是他与家属商议，决定把林荣基的骨灰安葬在台湾的北海岸，那里看得到海，“感觉起来，就像他在香港一样”。
1994年在香港创立铜锣湾书店以前，林荣基辗转在不同的书店工作过，包含今年7月中旬遭港府搜查、即将结业的田园书屋。2015年，林荣基和铜锣湾书店的股东、经理共5人陆续被国安抓走，原因是寄送“禁书”给中国大陆读者。
在中国大陆关押8个月后，林荣基被要求交出书店顾客资料，但最终他没有照办，反而趁著返港的机会，公开自身经历，并写下万字长文〈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剖白心迹。他还曾引述香港作家舒巷城的诗句，来说明自己为何选择反抗：“我没见过屈膝的书枱（指书桌），虽然我见过屈膝的读书人。”
外界记得的林荣基，是一个敢言、不跟强权妥协的书店老板。实际认识林荣基的朋友，则不约而同提到他有多爱阅读，看的还常常是一般人“难以下咽”的中国历史、思想文化领域的长篇巨著。汤伟雄形容，林荣基简直是一部“行走的中国历史书”。
对那些不爱阅读的人，林荣基不假辞色。汤伟雄刚移居台湾不久就造访铜锣湾书店，却在第一次见面时，被林荣基“骂走”：“我一直跟他聊天……聊了大概几分钟，他突然就说，我们下次再谈，就发我脾气，好像要把我赶走。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一直到两人逐渐熟识，汤伟雄才摸清林荣基的为人，“我很尊敬他，他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嘴巴很不饶人，脾气也很臭”。至于两人初次见面为何不欢而散，林荣基后来解答了汤伟雄的疑惑：“因为你不看书啊！每一个进来不看书的，我就把他骂走，你不看书为什么来书店？”
但林荣基的书店远不只是一间书店。另一位在台港人冯诏天说，铜锣湾书店让他有回到香港的感觉。
“那一间小小的，跟香港那种楼上的书店其实非常的像。他的住处也是在那边……其实他的生活就是如此，就是做一个卖书的人、开书店的人。”
冯诏天描述的是位于台北地铁中山站附近的铜锣湾书店旧址。即使书店之后搬到较静谧的金门街一带，很多朋友和常客却更记得旧址的场景：繁华的台北市区，高处于十楼的小小一隅，店内除了书，还挂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柜台后面架著老板的床，用布帘遮住。
以书店为家，这样的生活在旁人眼中是简朴甚至克难的。盡管经济不宽裕，林荣基还是相当照顾年轻人，尤其是还在读书的学生。
对很多在台港人而言，林荣基就是他们在台湾的长辈。冯诏天自学生时期赴台求学，之后留下来从事倡议，他说，跟这个长辈聊天，聊的大多是他们在台生活近况。林荣基还告诉他一个道理：只要继续作为“香港人”活著，即使身处异乡，仍是香港。
在冯诏天看来，台北的铜锣湾书店提供的是“可以怀缅过去自由香港”的地方。“它在台湾的意义，不再像以前在香港只作为一个卖禁书、讨论的空间，它也在传达另外一种香港的故事。”
林荣基的告别式举行之际，香港独立书店刚承受新一波政府打压，多名书店店员被捕。回顾林荣基的一生和如今的香港，有些台湾书店同业将之视为警惕，认为现在更有必要继续守住独立思考、批判威权的空间。
“左转有书”书店负责人张慧如在林荣基移台之初，曾邀请林荣基到她店里办讲座，主题是“开个书店有那么可怕吗？”张慧如记得那天有两三百人慕名而来，而林荣基当时向听众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台湾也很危险，不要以为台湾就很安全，民主是随时可能失去的。”
“他本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给我们台湾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张慧如说。
从林荣基身上，张慧如看到他对书店“使命感般的热情”，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书店经营不易，张慧如经常去找林荣基一起抽菸，大吐苦水。当时林荣基总不忘告诉她，“一定要提醒大家阅读的重要性”。
林荣基的鼓励多少帮助张慧如度过疫情的艰辛。有次为了书店行销活动，林荣基送她一句话：“好好保护台湾，好好保护书店。”这句话虽短，却让她感到充满力量。“跟他讲话会让你觉得，开书店真的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张慧如观察，经历过关押和流亡的林荣基，从阅读里获得了很多得以支撑下去的养分。“我觉得他留给我最大的精神，还是要回到不断鼓励大家阅读，让大家知道，透过阅读，你的人生、你的国家、甚至你的未来，才有办法越来越好。”
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发行人廖志峰也经营独立书店。在他和林荣基有限的往来之中，几乎每一次谈的都是书。他眼中的林荣基，可以说“树立了一种书店主人的典范”，因为林荣基发自内心热爱阅读，不只把书当作商品，更是知识交流的载体。
“对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书，他都会很用力、很专注、很热情、很诚恳地去分享，把那些书摆在最好的位置，对每个进来的人都介绍那些书。”身为出版人，廖志峰说铜锣湾书店让他出版的书有更多人看到，“我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他”。
林荣基生命尾声，汤伟雄在他病榻旁向他道别：“你可以安心啦，这一生你都辛苦了，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就好了，我们会帮你走下去。”
冯诏天没有机会见到林荣基最后一面，但他也有话想对这位书店老板说：“林老板，相信跟我们以前相处说的一样，我们会好好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作为一个香港人，好好将香港的故事延续下去。”
老板离世后的铜锣湾书店，门口摆满花束，与他相熟的朋友还留下了一罐罐他爱喝的台湾啤酒。在林荣基的相片旁，悼念者在黄色便条纸写下留言，有人写道，“一路好走”、“谢谢您，精神不死”。
铜锣湾书店的未来尚不明朗，是否由他人接手或以其他形式经营，林荣基的友人仍在商讨当中。台湾的书店同业张慧如则表示，虽然林荣基已不在世上，但“他留下来的东西会不断被讨论、强调跟记得，所以我觉得他就好好休息吧，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