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商務部長皮尤什·戈亞爾(Piyush Goyal)上週率領該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企業代表團訪問日本,尋求擴大兩國之間的貿易與投資關係。此行正值日本加大進軍亞洲第三大經濟體的力度,其趨勢日益明顯。

如果你走訪孟買、德里或班加羅爾的購物中心或商業街,很難忽視愈來愈多已在印度設點的日本消費品牌。

服飾巨頭優衣庫(Uniqlo)、無印良品(Muji)以及高端運動鞋品牌鬼塚虎(Onitsuka Tiger)進入印度已有一段時間,但仍在快速擴張。

利基型企業也已進入市場。日本家具製造商宜得利(Nitori)最近進軍印度,而連鎖便利商店羅森(Lawson)也正準備進入,據報計畫從孟買開始,於2050年前在印度開設1萬家門市。

不僅是零售業。在外國金融機構紛紛縮減印度銀行業投資組合之際,日本銀行正積極競購印度金融資產。

日本最大銀行三菱日聯銀行(MUFG Bank;三菱UFJ銀行)去年完成收購印度影子銀行施里拉姆金融(Shriram Finance)20%股權,交易金額達44億美元(296億元人民幣;1,395億元新台幣),成為印度金融業史上最大規模外國投資。

去年,三井住友銀行(SMBC)亦成為印度Yes Bank最大股東,持股24.22%。

如今,在亞太地區,日本企業已成為印度快速崛起的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apability centres, GCCs)生態系統最大貢獻者。

根據德勤(Deloitte)近期報告,超過100家日本企業在印度設立GCC。GCC是跨國企業設立於海外的創新中心,負責研發、企業策略、人工智慧開發等關鍵業務功能,以及眾多其他重要工作。

「日本企業不得不把成長希望寄託於印度。由於日本本地人口在過去16至17年間持續下降,不僅國內需求正在放緩,市場規模更是在持續萎縮,」獲鈴木汽車(Suzuki)支持、近期宣布在印度設立2億美元基金的影響力投資基金 Next Bharat Ventures 創辦人維普爾·納特·金達爾(Vipul Nath Jindal)向BBC表示。

圖像來源,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他表示,與此同時,日本傳統的海外擴張市場吸引力正日益下降。

「在地緣政治緊張與經濟環境變化下,對中國的投資大幅下滑;美國市場則因關稅和本土競爭而更具挑戰性;其他東南亞經濟體市場規模則較有限。」

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成為日本企業推動長期業務成長的自然目標市場。

近15年前,兩國簽署貿易自由化協議,政府層面的經濟合作因此加速發展。

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2014年上台後,將雙邊關係提升為「特殊戰略與全球夥伴關係」,訂下將在印度營運的日本企業數量增加一倍的目標,並啟動多項旗艦計畫,包括使用日本新幹線技術建造的印度首條高速鐵路,連接孟買與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

但如今,推動這波投資週期的主力已是日本民間企業。

在今年7月、配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正式訪問德里舉行的重要峰會上,日本企業透過約120項協議宣布投資125億美元,涵蓋半導體至綠色能源等產業。戈亞爾則表示,日本原訂對印度投資10兆日圓(629.5億美元;4,230億元人民幣;1.98兆元新台幣)的目標可能提前達成。

金達爾表示,除了大型企業外,許多日本中小企業(SMEs)也積極尋找進入印度市場的機會。

濱松市是鈴木、本田(Honda)和山葉(Yamaha)等企業的誕生地,也是日本製造業中小企業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該市最近成立「濱松印度委員會」,研究當地中小企業如何拓展印度市場。

近年來,日本對印度興趣升溫,同時對中國淨投資下降。東京大學的西澤利郎教授最近撰文指出,這反映的是「日本企業自主推動市場多元化策略,即基於商業考量的資本重新配置,而非決策者主導、從中國轉向印度的地緣政治轉變」。

但日本企業並未大規模撤離中國。雪梨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印度事務首席舒魯蒂·潘達萊(Shruti Pandalai)告訴BBC,它們正在做的是「在多年供應鏈中斷與地緣政治緊張之後降低集中風險」。

她表示,印度可作為對沖中國相關風險的工具,而東京的經濟安全優先事項與德里的製造業雄心也日益重疊,這強化了雙方關係,即使東京政治更迭頻繁亦然。

「歷屆政府設定的目標不減反增。這顯示兩國關係已不只是領導人之間的外交,而是已深植於雙方官僚體系、企業與戰略規劃之中。」

圖像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對資金短缺的德里而言,日本資金在關鍵時刻到來。

潘達萊表示,印度不斷擴大的對中貿易逆差一直是嚴重憂慮事項,而深化日印合作長遠而言可能逐步降低中國在關鍵礦產及高端製造等領域的影響力。

但專家指出,要全面拓展這段雙邊關係的各個層面,仍面臨許多挑戰。

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員普拉特納什里·巴蘇(Pratnashree Basu)在《Scroll》撰文指出:「日本仍深度嵌入中國製造業網絡,而印度的參與程度則較不平均,但在若干關鍵領域依然具有重要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相互依存限制了協同行動的空間,因為這類措施將帶來重大商業成本,或引發中國直接的經濟報復。」

稅務不確定性、繁瑣官僚程序,以及土地和環境審批延誤,都是外國投資者,包括日本企業長期面臨的挑戰。

一名前日本部長最近公開將高鐵項目延誤歸咎於德里政府,稱印度不斷「推動自身利益」並且「反覆改變承諾」。印度政府隨即駁斥相關批評。

中國官方媒體也迅速注意到這些「分歧」,並以此作為例子,凸顯印度執行合約能力存在缺口。

這也凸顯出,儘管德里持續簽署一系列大型經濟與國防協議,但若要避免日本投資動能中斷,仍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尤其是在其愈來愈難吸引其他來源的持續外資之際。

我們使用了人工智慧協助翻譯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發佈之前,BBC記者檢查了翻譯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