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兒子蔣得立申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補助，有無遵守《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在2026選舉期間成為民進黨主打的議題。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項第3款，對於「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是以「利益揭露」原則取代「利益迴避」。也就是說，只要蔣得立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是「台北市長一等親」的身分關係；而在補助行為成立後（目前台北市府應尚未補助），台北市政府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即符合規定。

要如何在申請文件內表明身分關係，法無明文，「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主檢核表」僅是行政機關提供的一個範本，不是說不用這個範本就不合規定。而依法，台北市政府也只有在蔣得立獲得補助（拿到7萬5千元）之後，才有公開其補助行為的正當性。

在野陣營當年監督陳致中、蘇巧純，今天民進黨要監督蔣得立，也不能說錯。但蔣得立與蘇巧純有一個極大的不同，那就是7萬5千元跟4245萬元的不同。如果蘇巧純獲得的標案金額不是3年4245萬，而是7萬5千元，相信在野陣營作不了文章；反之，如果蔣得立得到的補助是上千萬元，在野陣營也會看不下去。

金額的量變當然會產生質變，在野陣營譴責蘇巧純，而肯認蔣得立，筆者認為並沒有雙重標準。另一方面，這次事件相信也給蔣萬安家人一個很大的提醒：不管多想跟一般人一樣，潛在總統候選人的家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儘管如此，希望蔣萬安也不要把標準拉得太高，如果法律的規定是60分，那做到80分應該就可以了。當年馬總統把團隊的標準拉到95分，其實是有後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