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政策的最大特色就是，為德不足。主要的大政策在堂堂宣示下產生，卻虎頭蛇尾，無一例外。社會住宅政策很不幸的，也可能會淪為同樣命運。

1970年以前，國民政府對住宅的態度是自由放任，台北市為臨時首都，一個暫時的地方，因此沒有長遠的願景和規劃。政府提供的少量國宅，優先照顧政府的忠誠者和因為拓寬馬路拆遷的安置戶。政府對住宅的干預很少，放任非正式部門的發展。從早期大量政治難民湧入城市，到後來的經濟發展的城鄉移民，住宅不足只好放任違建。違建、標會和地下金融，是一般人為了解決居住問題，自發找到的辦法。

國民住宅的出現是因為國民黨在台的合法性危機

19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外交孤立和統治合法性危機，國民政府在社會政策和住宅政策，做了一個大轉變。1976年開始國民住宅六年興建計畫，宣示在1976 到1982 年興建十萬戶國宅，但只有興建了67,794 戶，原因為土地取得的困難。國民住宅政策，和後來各種賣斷的國宅，通稱樂透國宅，以前叫做愛國獎券國宅，因為轉賣就可以賺兩百萬，等於中了愛國獎劵的頭獎。雖然國宅剛開始有轉賣的限制，必須等兩年，兩年其實很短。

國宅政策是一個大錯誤，因為國宅和連帶的土地都私有化，許多市中心的土地來自眷村，因此，軍人家庭得到幾乎免費的國宅，眷村原本是國家的財產，但改建國宅之後，這些都市的精華公有土地消失。而且，剛開始針對中低收入戶，但國宅不便宜，所以承購資格便一直放寬。看看現在在中正紀念堂附近、在大安森林公園旁的國宅，價格已等於昂貴的豪宅。台灣的住宅政策就是這樣的基調，用大量的公有資源，補貼不需要被補貼的人。或是讓大家來個樂透，這就是大有為政府的德政。

虎頭蛇尾的國宅政策，後來也加了獎勵民間興辦來收尾。跟現在的社會住宅一樣，獎勵民間，推給窮哈哈的愛心第三部門，政府收手，給執政者一個下台階的理由。

給貧民居住的政策更慘。1973年執行「安康計畫」，擴大給貧民住的出租住宅，這些平價出租住宅都有美麗的三民主義名字，也是國民政府宣稱的理想社會。當時，這些平價住宅蓋在台北市的邊緣地帶，例如墳墓區、田中間，剛開始貧民遷入不踴躍，神奇的是，三十年後這些給貧民住的平價住宅變成在都市的精華土地，雖然要排隊進住的低收入者很多，但2048戶的數量，在安康計畫停止後，從此就沒有再增加過。這些平宅，後來被形容為台北的貧民窟，其實，和周圍的破爛的大樓公寓比，這些平宅其實整齊乾淨，又有比較多的公共空間， 開放樓梯間的設計，通風、鄰里互動容易、維護成本低。這些平宅漸漸被改建為社會住宅，走入歷史。台北市的貧民，再也找不到這麼便宜，可以長久居住的地方。貧窮的人有大比例的老病殘，脫貧的可能性很低，除非中了樂透。

平價住宅救起了很多兒童，特別是單親家庭的小孩。單親家庭是最有可能脫貧的一群人，只要小孩被好好照顧，長大就可以幫整個家庭脫離貧窮。很多的小孩跟賴總統的成長過程很像，小時喪父，被辛苦的母親撫養長大，很慶幸的是，平宅救到這群小孩。很難想像，如果賴總統沒有萬里的老家提供一個穩定住處，他有沒有可能考上建中，之後成為總統？ 如果小時候要一直搬家，被房東趕來趕去，無法專心讀書，要變成總統的可能性真的很低。

民主化之後，新自由主義變成台灣政策的基調。政府的角色在於扶植市場，降低直接干預的角色。從供給面，國家不再直接提供住宅，改成從消費面的補貼，提供低利購屋貸款，2000年之後所有的國宅單位裁撤，除了眷村改建，國家不再直接興建國民住宅，貸款變成主要政策。2007年民進黨政府開始執行租金補貼政策，以補貼低收入租戶為先，讓他們在租屋市場中生存，這想法也是有美國國宅政策改變、以租金為主的轉變有關。

私有化、政策鬆綁、民營化、第二部門和第三部門主導，因為私部門比較有效率等等，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潮，這個原則在台灣能夠很快被接受，是因為剛開始是為了減少國民黨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還有以前威權政府下養成的公務體系，只想當官不服務人民的惡習。

然而，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是，賠錢的生意不會有人做，讓市場、營利的私部門像建商可以運作，就是讓他們賺錢。為了保障私部門賺錢，政府給予大量的獎勵和補貼，這些獎勵和補貼，遠大於給窮人和沒有房子的補貼。

監察院於2022年的國有土地使用檢討報告中提出，《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卻沒有檢討這必要性，等於鼓勵私部門開發故意選在公有地旁的圈地。到2023年為止國有土地參與的都市更新案件中，國有土地過半的案件有19件，14件由私部門主導，這些更新都是在國有土地愈來愈稀少的台北市和少量在新北市。國有土地雖然眾多，但建地只有3.76%，民間透過都市更新、產業創新園區等開發方式，以小吃大、蠶食鯨吞國有地時有耳聞。

沒有過半國有土地的更新案也很多。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就是最佳寫照，讓我們看到高級化的門禁社區對都市的改變，這些更新大部分都加入國有地、有容積獎勵，等於政府補貼許多公共的資源，這樣的門禁高級大廈對都市的影響是甚麼。首先，大廈的設計沒有對周遭環境影響的考量，這些設計令人懷疑台北的都市設計標準是怎樣訂定。很多沒有騎樓，和原來的都市設計斷裂，許多的車庫出口，直接由羅斯福路進出，推動這麼多年的無障礙環境、腳踏車道、機車停車格，但這些豪宅的車庫，就直接從砍入這些人行、腳踏車道。豪宅有些根本不需要一樓店家的店租支持，所以有些只有一個社區完全無法進入的豪華大廳堂。

文化大學的鄭人豪老師曾開玩笑說，台北市根本不需要談15分鐘的城市，因為這些豪宅的住戶，開著外面看不到車裡的人的高級轎車。在工作和家之間穿梭。用24小時輪班的大量警衛，把周圍社區隔絕在外，不要跟社區互動。台北市羅斯福路三、四段，因為房租貴、人潮減少（當然，豪宅只帶來少數和社區隔絕的富人），原有商圈的活力喪失，也很難找到一個可以舒適坐下來的咖啡廳和餐廳。

豪宅是讓都市看起來變美了，但是這個美麗卻是冷冰冰的豪宅門禁社區，扼殺都市的活力，也讓都市這一個共同空間，變成只有富有的人才可以享受，他們的設計就是要把周圍社區堵絕在外，而且也不管原有的都市紋理和周圍居民的使用。

而且，當社會住宅被視為是一個會賠錢的政府負擔時，沒有人會問，我們對這些豪宅和創新園區的補貼有多少，公有地和容積的補貼，他們對社會、社區的回饋有多少。這些給私人、豪宅的補貼補貼的數據，非常有可能遠遠超過在社會住宅所花的錢。都市計畫和住宅政策已經是造成台灣貧富差距急遽加大的推手，最糟的是，我們卻反過來指責買不起房子的人不夠努力。政府把都市大量精華土地變成豪宅，卻沒有土地蓋社會住宅。這種不平等不言而喻。

而且，有錢的人可以進入市場變成消費者，但沒錢的人怎麼辦？ 這些營利為主的私部門介入，不會照顧沒有錢的人。另外，許多基本需求，像是水和電，不能放任市場炒作，因為這是每個人維生的要素，住宅應該也是，但台灣卻沒辦法把住宅當成基本需求。也無法把社會住宅當成和公園、鐵路和公路一樣重要的基礎設施。可以遮風避雨的安全住處，是人賴以為生的基本條件，怎能放在其他的基礎設施之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