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訪美前夕，北京對美外交智囊、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中心（CISS）主任達巍拋出了中國尋求和美國建立「戰略穩定的建設性關係」的訊息；美國則一方面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在科技、經濟上對中國「卡脖子」，一方面基於經濟利益與戰略考量，尋求美中競爭制度化、管控競爭，並追求經貿利益。但是當中美企圖建構「戰略穩定」的同時，在美中對峙前沿的印太地區，中國不僅沒有收斂，在台海、南海以及東海都採取積極擴張策略，對第一島鏈周邊國家加速施壓。這是中國的戰略矛盾，還是同一套戰略的一體兩面？到底中國在打什麼算盤？

美國在印太前沿重要盟友日本、菲律賓與台灣，近期面對中國不斷升高的壓迫。中國在南海與菲律賓的對抗愈見白熱化，9月8日菲律賓國防部長鐵歐多洛（Gilberto Teodoro）在韓國首爾防務對話時遭中國代表遞紙條質疑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他不僅當場一一反駁，還痛批中國在國際場合做出這種失禮，要中國「講點禮貌，多點羞恥心」。

中國海警從6月開始在台灣東方海域進行所謂「執法巡航」，更引起國際關注，包括美、英、法、德等國的政府與相關代表都表達嚴正關切；7月間中國海警與日本海上保安廳雙方船艦更在這個區域發生對峙，當時中國調查船藍海201號在台灣東方海域遇上日本海上保安廳大型直升機巡視船春光號，隨後中國海警2305艦出面攔截日本巡視船、阻止日艦靠近。

中國在台灣東部海域進行「執法巡航」，背景之一是日、菲兩國啟動經濟海域（EEZ）與大陸礁層劃界談判；北京主張台灣屬於中國，因此台灣東方海域的相關權利也不能排除中國。中國的行動讓日本高度警覺，因為這個區域再往東就是與那國島、八重山、宮古島、沖繩，也就是第一島鏈的日本西南諸島。中國正逐步把台海主權問題向東延伸成第一島鏈海域管轄問題。九州大學教授、中國外交專家益尾知佐子在9月3日於《東洋經濟》發表一篇文章，副題目就點出中國從「台灣東方海域開始的、逼近日本的深層地殼變動」。

益尾的文章指出，日本最近出現一種樂觀的誤判，認為中國對台灣策略轉向認知戰，因此伴隨軍事侵攻的「台灣有事」可能不會發生；但她認為習近平政權的安全判斷是，中國可能在數年內與日本發生武力衝突，並正在為此做準備。益尾曾透露，四月間中國外交部開會評估，未來五年內中日發生武裝衝突的機率達六成，十五年內引爆的機會更高達九成。

益尾並提到，中國今年8月修改《國防動員法》，新的制度安排試圖把地方政府、民間力量與先進科技更緊密地整合進國家安全與國防動員體系。若細究中國新版《國防動員法》可發現，中國正在把整個民間經濟、科技、物流、地方政府與社會資源納入平戰轉換體系。中國也在鄰近海域建立一套灰色地帶治理模式：解放軍負責軍事嚇阻，海警藉執法來聲張主權，海事局、交通運輸部則在爭議地區執行海洋行政管理，同時由地方政府調動漁船、民間資源強化動員能力。中國一步一步把爭議海域從軍事存在轉化為常態化行政管轄，藉此擴張其所主張的海洋管轄範圍。

《國防動員法》修訂前，中國已在進行大規模民間資源調集的演練。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底兩度在東海大規模集結漁船，最多高達2000艘，漁船集結的位置靠近日本專屬經濟區（EEZ）的日中中間線附近，船隊集結時間都超過24小時。益尾知佐子當時就指出：「這麼大規模的漁船動員前所未見」。2016年曾出現約200至300艘中國漁船聚集在釣魚台列嶼周邊。她警告，東海的海上民兵活動近年已漸趨常態化，未來恐怕會進一步擴大。

此外，據日方統計，中國海警船去年在尖閣諸島周邊海域航行天數達357天，創歷史新高。中國也在東海中日邊界附近海域大興土木，應是在進行海洋油氣資源探測，日本擔憂這些設施在戰時可能轉化軍事設施。日本外務省7月底再度確認中方又在建構新設施，因而向中國抗議。

自從高市早苗去年10月擔任首相以來，中國對日本的敵意不斷升高。今年5月川習會時，習近平不斷在川普面前數落高市，稱高市和賴清德兩人在破壞區域和平，並要求川普不要支持他們。今年一些赴中國參訪的美國國安智庫人士也指出，他們接觸的中方人士花多更多力氣在罵日本而非在批判台灣。而習近平本人也在內部會議中嚴厲批判高市，對來訪外賓痛陳高市將日本再軍事化。《日經亞洲》更引述消息人士稱，今年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東南亞某個國家高層晚餐時，有一半談話內容是在批判日本。

北京最近甚至重新搬出聯合國憲章的「敵國條款」（enemy state clauses）套用在日本身上。「敵國條款」是二戰戰勝國對德、意、日等戰敗軸心國所設的例外規定，依此規定，若上述前敵國有「再次實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驟」，二戰戰勝國有權在不經聯合國安理會事先授權的情況下，直接對其採取軍事強制行動。9月2日適逢日本簽署二戰投降書81週年，中國外交部稱，日本執政當局避談歷史罪責、參拜二戰甲級戰犯、歪曲侵略歷史，且加快推進「再軍事化」並意圖修改和平憲法，與周邊鄰國交惡，「新型軍國主義的灰犀牛正再度威脅亞太安全」。因此，中方認為此刻重申敵國條款十分必要。

事實上敵國條款早已被聯合國視為過時條款，不再具有中國所宣稱的軍事授權意義。依美國非營利智庫戰爭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ISW）最新報告指出，雖然中國對日本發動攻擊的機率很低，但藉由再度提出「敵國條款」，為中國一旦對日本採取某種形式軍事行動時，預先營造有利的輿論與資訊條件。

在中日經濟關係上，高市上台後中國再度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也限制中國人赴日旅遊。更嚴重的是禁止對日本出口具軍事用途的「雙用途物項」，包括：稀土元素、先進電子產品、航太零組件、無人機及核相關技術等，並把日本無人機製造商、核能企業、防衛研究機構等列入出口管制「觀察名單」。9月8日起，中國再對日本出口到中國的高純度二氯矽烷（DCS）採取最高達99.2%的保證金措施。這是半導體製程的重要材料。

稀土禁運對日本最具殺傷力。日本高科技產業過去對中國稀土依賴度一度高達九成，2010年釣魚台衝突後雖持續推動來源多元化，但部分重稀土與精煉環節仍高度依賴中國。中國新禁令逼得高市內閣加速供應鏈去中國化，推動稀土開採布局。今年4月高市出訪澳洲，親自敲定稀土戰略合作；同時日本也在推動與美國的稀土協議、深海稀土探勘，並加入Pax Silica這個多邊關鍵礦物倡議。

高市沒有因中國壓力退讓、撤回「台灣有事」言論，反而在2月8日的改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原因在於：中國對日本經濟脅迫被日本民眾解讀成「中國霸凌」，反而鞏固了保守派、對中強硬鷹派的民意基礎，北京原本想懲罰高市的目標完全沒能達標。

日本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對中直接投資達1,360億美元。中國對日本經貿制裁是傷人傷己的七傷拳。例如對DCS課高額反傾銷保證金，增加成本落在中國半導體供應鏈身上。而中國正全力推動半導體國產化，而很多先進製程設備、材料仍仰賴日本進口，抵制日本也拖延了中國半導體產業進程。

日本政府雖然強調經濟安全與供應鏈「去風險」（de-risking），不過日本企業難與中國經濟一刀切。豐田（Toyota）就是典型案例。面對比亞迪等中國車廠競爭，豐田並未撤出中國反而在上海金山投資設立獨資的Lexus新能源車及電池工廠，預定2027年投產。要在中國與本土車廠競爭就必須更多採用中國供應商、在中國研發生產，形成"China for China"的在地化供應鏈。但是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場策略上豐田採取「去風險」布局，尋求中國以外的電池、關鍵礦物與零組件來源，建構另一個非紅供應鏈，形成中國與全球市場兩套平行體系。

相較於相隔太平洋的美國，處於第一島鏈、與中國交往／對抗前沿的日本，中國因素是個更真實、迫切的棘手議題，日本一方面在軍事上的嚇阻中國進逼，在經濟上既要降低依賴也不能完全脫鉤，在外交上還得維持溝通、避免衝突失控。日本不少人期待11月深圳APEC峰會時，高市能和習近平面對溝通，降低雙邊的緊張關係。

去年10月於南韓慶州舉辦 APEC峰會時，高市和習近平舉行30分鐘正式會談，但當時高市還未做出「台灣有事」的發言，之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東京大學東亞政治史專家川島真今年3月時曾指出，習近平是深圳APEC東道主，理應要接待日本首相，因此日本應利用APEC這個機會，一項一項與中國協商，把雙邊關係恢復到可以舉行領袖會談的程度。不過後來的發展讓川島真愈見悲觀，認為深圳舉行中日峰會的機會渺茫，他甚至預期中日關係惡劣可能成為「新常態」。

日本駐中國大使金杉憲治5月間接受共同社訪問時說，將盡最大努力深圳APEC峰會期間舉行中日領袖會談，因為「在中國，（先要）舉行領袖會談，然後這一訊號傳遞到全國各個角落，從而產生積極影響。」8月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去世，高市向習近平、李強致哀，日本駐北京使館降半旗。這被解讀成日本在為11月APEC營造改善氣氛。不過，現在中國官方還未對是否舉行峰會鬆口，透過學界、智庫放出的訊息都是要高市先收回「台灣有事」談話，習近平才有可能和高市會談。

9月川習會可能會影響11月習高會成局的機率，但是到底美中戰略穩定會讓習近平更有自信與鄰國日本、菲律賓、甚至台灣進行對話，也為印太的「戰略穩定」創造機會？還是讓習近平相信「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只要避免與美國直接衝突就可以更大膽放手在東海、台海與南海進行擴張？如果習近平的認知是如此，川習握手恐怕會讓印太更危險。

作者本名郭宏治，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SUNY-Binghamton 社會學碩士，台大經濟系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