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顏宏駿／彰化專題報導〕台灣戒嚴時期與解嚴初期，政府透過「八大情治系統」監督「異議人士」，這些當年的「秘密檔案」陸續移交至國家檔案館，被監控的民眾可以閱覽或複製留存。詩人吳晟近年取得自己逾萬筆的「秘密檔案」，昔日監控他的「爪耙仔」因此曝光，事過境遷，他沒有感到竊喜或怨懟，反而看到「人性的光輝」。

吳晟說，那些「爪耙仔」對他總「多留一手」，國安長官對這些人的評語大都是「監督不力、建議提高獎金、考慮不予錄用」，他要謝謝身邊的貴人，讓他躲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劫難。

吳晟強調，他從就讀屏東農專一年級組讀書會，就開始受「同學」監視，專一暑假，4名國安人員和警察到溪州家裡搜「手稿」，如此陣仗把媽媽嚇到痛哭，後來是管區警察出面力保，媽媽才情緒平復，知道兒子不是幹壞事。

吳晟說，他的秘密檔案一大疊，裡面最大的亮點是「長官考評」，他驚覺許多他最好的朋友，原來都是「佈建人員」，他們一起去參加黨外宣講會，他大談自己的政治理念，但「好友」把他接觸的人，講的話，都紀錄在檔案裡，但循著這些人的名字往下尋找，機密性越來越低，寫出的工作報告千篇一律都是「好發台獨言論…發表毒素思想」，其國安長官動輒寫出「此人工作不力，可不錄用」。

他說，監控他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們應該「非主動」加入，而是家裡或朋友有狀況，被國安單位掌握，於是被派去監控他，為了保家人平安，他們不敢向國安單位推辭，但接了又良心不安，於是就「虛應了事」。也因朋友的「虛應了事」，讓他僥倖無事。

他認為，戒嚴時期，政府為了統治方便，用八大情治系統對台灣人做鋪天蓋地的監控，這些佈建人員絕大部分「不得已而為之」，像前立委黃國書等政治人物，都先後被捲入，「我選擇相信，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

吳晟說，他們曾在「光明」與「黑暗」中掙扎，不能用「爪耙仔」一刀切，畢竟那是他人生中的一小段，最後他們都走向「光明」。你應該在意的是那些效忠黨國、博取名利，進而出賣朋友的佈建人員，這才是「真正的爪耙仔」，他為了賺獎金、圖官位，無所不用其極地去打聽機密，害人陷於水火，這些人扭曲人性，甘願當黨國體制的爪牙，才是轉型正義應該去釐清的目標。